其实国民党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1927年北伐时期，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各地老百姓不但自发组织起来自带绳索、扁担、木架床帮助国民革命军运输伤员，很多人还把自己家不多的余粮送到了官兵手中。
但是，这支军队却在其后的时间里，不但逐渐脱离了人民，而且沦为了欺压、掠夺人民的工具。毛泽东在一首诗中说：“重庆有官皆墨吏。”与之相反，在1927年建立的另外一支军队则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行为的准则。
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军队沉溺于与腐朽阶级共同压榨、强掠人民的时候，解放军则选择了与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千百万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土地，翻身做了自己的主人；而到了危急关头，解放军战士则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群众的安全。
从历史上看，脱离了人民的朝代，就注定要灭亡。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与毛泽东谈历史“周期率”（“兴亡圈”）问题，提出共产党要执政中国，怎么做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这著名的“窑洞对”中，黄炎培反复提到一句话：“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这句话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论语·尧曰》《新唐书》也有类似的记载。意思是说，大禹和商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当；夏桀和商纣王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
《左传·庄公十一年》里说的是宋国的事情，“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是宋桓公说的。(www.xing528.com)
十一年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鄑。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人隽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辞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
这段话的意思是，鲁庄公十年，鲁国军队在乘丘大败宋国军队。次年夏天，宋国为了报乘丘之仇而侵犯鲁国，鲁庄公率兵迎战。宋国军队还没有摆开阵势，鲁军就已经逼近了他们，结果把宋军打败了。宋国连续打了两个败仗，这年秋天又遇上了大水，可谓雪上加霜。鲁庄公派使者前去慰问宋国，并且说：“天降大雨，使庄稼受到危害，我们怎能不来慰问呢？”宋闵公回答：“孤对上天不够尊敬，所以上天降下来这场灾难，现在又让贵国国君替孤担忧，实在让孤担当不起啊！”鲁大夫臧文仲评论说：“看来宋国就要振兴了！禹、汤勇于自我责备，他们的兴盛就很迅速；桀、纣却怪罪他人，所以他们很快就灭亡了。不久，又传来消息说这是宋庄公的儿子公子御说讲的话，是他让闵公那样讲的。臧孙达评论说：“公子御说这个人适合当国君。因为他有体恤百姓之心。”第二年，宋南宫长万作乱，平定之后，公子御说被立为国君，就是宋桓公。
宋桓公，名御说，宋庄公之子，宋闵公之弟，春秋时期宋国第十九任国君，前681—前651年在位。宋桓公在位期间，多次参加诸侯盟会，曾出兵援救郑国、邢国，安定周王室。前651年，宋桓公去世，太子兹甫继位，是为宋襄公。
历代统治者都用“殷鉴不远”警醒自己。有商一朝，始治终乱，汤罪己，纣罪人，最后被周朝所推翻，历史呈螺旋式上升，在“兴亡圈”内发展。殷商的兴亡史，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并指出这番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