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双赢：武臣杂学与宰相选才

宋代的士大夫们在提到“本朝”读书人地位的超然时，不约而同地将根源追溯到宋太祖，南宋大儒魏了翁说：“艺祖造宋，首崇经术，加重儒生，列圣相承，后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间，豪杰并出。”在宋人笔下，似乎宋朝自诞生之日起便一扫前代重武轻文之弊，确立起崇文抑武之风，常被他们引以为据的，便是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与“宰相须用读书人”两句名言。

建隆三年（962）二月，宋太祖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结果“近臣皆莫对”。大臣不知如何回答的尴尬，显示出太祖问话的突兀，说明这一话题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朝堂上话题的转换，令人觉察到时代变迁的迹象，太祖“欲武臣尽读书”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宋人程大昌认为，宋初诸将大多出身低微，“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无异，因此太祖的目的是提高武将素质。

但从更深层次看，太祖的用意显然不止于此。读书的关键在于“知为治之道”，而所谓“为治之道”，并不是治国理政之术，而是明悉君臣大义。《宋史》记载：“太祖事汉、周，同时将校多联事兵间；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亚。宋国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气，俯首改事，且为尽力焉。”五代时期君臣之道的沦丧已如前所述，太祖提倡武将读书，正是希望消磨他们的猛悍之气，将这些出身戎行的武夫悍将，改造成明尊卑名分、自觉维护君臣秩序的将佐官僚。

“官家”提倡读书，在武将心中的导向作用不可低估，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骁将党进本来一字不识，朝廷派他去高阳防秋，临行前照例应准备辞章向皇帝辞行。当值文吏将言辞写到笏上，并教党进背诵熟练，可党进拜见太祖时却忘得一干二净。正在大家都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党进忽然抬头盯着太祖，厉声说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旁边的仪仗卫士掩口而笑，几乎失仪。党进下殿后，有人问他：“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党进回答：“我常见措大们（指读书人）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党进的举止令人忍俊不禁，可是仔细想来，这也正表明太祖“欲武臣尽读书”的口号影响之大。“上古其风朴略”语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党进竟能脱口而出，反映出太祖提倡武臣读书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与“欲武臣尽读书”同样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宋太祖“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感叹。建隆末年，太祖令宰相检寻前代没有使用过的年号，准备改元，宰相最终选定了“乾德”。乾德三年讨平后蜀，在后蜀宫人奁具中发现一面旧铜镜，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太祖大惊，将铜镜拿给宰相询问，众人都不能回答。太祖召学士陶穀、窦仪追问，窦仪回答：“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太祖因此感叹：“宰相须用读书人！”

宋太祖这句话常被用来论证宋初的“文臣治国”，然而事实上，太祖的意向并未被付诸实施。自乾德二年范质、王溥、魏仁浦三相离任后，就形成赵普为相、李崇矩为枢密使的格局，一直延续到太祖去世前几年。赵普“少习吏事”，精吏干而“寡学问”，但恰恰是他独居相位十年之久，是太祖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由此可见，“宰相须用读书人”恐怕只是太祖一时的感慨，至多可称为一种导向，在宋初百废待兴的政治实践中，最为太祖重视的还是“吏干”，也就是实际处理政务的能力。(www.xing528.com)

就一个时代的导向而言，北宋初年文臣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军阀出身的宋太祖也逐渐改变着军人意识和作风。但毋庸讳言，太祖对所谓“儒臣”的评价其实并不高。太祖曾与赵普一同路过朱雀门，他指着门额问道，为什么要写“朱雀之门”，而不直接写“朱雀门”？“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之”字是语助词。太祖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对读书人的轻视脱口而出。太祖对文臣的宽和，更多来自他对控御书生的自信。史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钱俶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惶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若知之，当奏闻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因命韩王谢而受之。

“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淡淡一句话，显现出“书生”与“国家事”之间的疏离，太祖既用他们执掌政务，又不使国家事皆出其手。

从五代到宋初的情形来看，文臣群体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他们也在现实的磨砺中有所成长，在国家事务中争取着更大的发言权。但应该注意的是，宋太祖对文士的任用，更多着意于扭转五代时期失衡的文武关系，端正尊卑名分、君臣之道。重用文臣，并不意味着轻视武将。太祖在位时“正当尚武之世”，他不可能制定“轻武”的政策，而只能是抑制武将权势膨胀的趋势，消弭军权对皇权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