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朝末，宰相王安石辞职官任江宁通判

吕惠卿出知陈州后，那王雱欲要痛打落水狗，不料却被吕惠卿知道。吕惠卿恶人先告状，立即上表朝廷说王安石“矫令罔上”，以及王雱想陷害他的证据。赵顼看了又转给王安石。王安石虽在朝廷上替儿子辩解，但回到家后问及王雱此事的起由，王雱愤愤地说：“不把吕惠卿弄死决不罢休，否则难泄心头之恨。”王安石听了儿子这话，气不打一处来，异常严厉地训斥了王雱一顿。王雱偏又是个不怕硬的，父子大吵一场。这一吵，王雱动了真气，偏又无处发泄，竟然郁郁成疾，背上忽地生出一个疽。不长时间，竟因此绝命而亡。儿子死了，王安石自是十分悲伤，便又向赵顼提出辞职。御史中丞邓绾遂向赵顼进言，力请抚慰留王安石，赐第京师。赵顼便又将邓绾的这些意见转告王安石。你想那王安石是何等样人，他颇会揣度赵顼的心思。当下便上疏奏道：“绾为国司直，乃为宰相乞恩，大伤国体，应言罪，远斥为是。”赵顼看了王安石的奏疏，便指责邓绾“论事荐人，不循分寸”，叫他到虢州当知州去了。那邓绾本是王安石的心腹，王安石指斥邓的罪状：明明是试探赵顼，却不料弄假成真，这一来更坚定了王安石再次辞职的决心。对于此次辞职，赵顼不再挽留，当即批准叫他任江宁通判。这样一来，王安石从一首相成了一个府的副官，心中自然不是滋味。每每回想往事便觉着吕惠卿出的不是好主意。也就在这时，吕惠卿对王安石又落井下石，除上疏攻击王安石外，还在奏章里附上当年王安石给他的信中，诸如“勿使上知”及“勿令齐年知”等语。赵顼看了奏章中的这些附言，便令内侍探听这齐年是何许人，未几得到汇报，这齐年指的是与王安石同年考中进士进京为官的冯京。赵顼看到这些语句方悟到冯京是个贤臣，于是诏冯京为枢密院使，又擢王安石的女婿、却素不附合王安石的吴充为同平章事。王珪亦升为参知政事。吴充既为首相，便奏请赵顼召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孙觉、李常、程颢等人入京任职。

赵顼又提蔡确为参政。这蔡确是经王安石推荐，得任监察御史，对王安石那是拍马溜须，百般献媚。但到王安石罢去宰相一职后，又积极向朝廷报告王安石的过失，以表示与王安石划清界限。同时又排斥知制诰熊本、中丞邓润甫、御史上官均。蔡确的这番表演竟得到赵顼的赞赏，居然任命他为参政。士大夫们对蔡确的行为交口斥骂，而蔡确却自喜得计。

过了不久，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又上本劾奏在湖州的苏轼“怨谤君父，交通戚里”。赵顼又是不问青红皂白便诏令苏轼进京，直接“下付台狱”。原来苏轼又自杭州调往徐地，后从徐地调任湖州，这段时间可谓是平居无事。但他那正直的禀性，使他对朝政的看法依然那么尖锐，有话不便直说，他便以诗句来排解心中的郁闷。他咏青苗云：“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咏课吏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不”。咏水利云：“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咏叹禁盐云：“岂是闻韶忘肉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这些诗句在当时的民间传诵一时。李定、舒亶便借故进谗，说他诽谤不敬之罪，竟要置苏轼于死地。正当苏轼将到绝处时，恰逢赵顼进宫去看望生病的曹太后。祖孙二人说起朝中事。曹太后说：“当初苏氏兄弟初登进士，仁宗皇帝阅其文章后欣慰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逮苏轼下狱，莫不是仇人对他中伤？且文人咏诗，本是长情，若吹毛求疵，罗织成罪，岂能是仁君怜惜人才的作法？对此事应该熟察为是。”

赵顼听了祖母的这番训导，即改变了处苏轼重罪的念头。接着又接到吴允的奏章为苏试力辩，既而负责修皇室起居注的王安礼亦向赵顼谏说：“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主子不以言语罪人。苏轼有文才，自己曾说爵禄可以立致，他今天碌碌如此，不无怨望，所以托为讽咏，发些牢骚。陛下把他逮捕入狱，怕是后世评说陛下容不得人才呢。”赵顼道：“朕当然不会再去追究，但他已激成众怒，怕的是你为苏轼辨护，他人又来害你。你知道这事就算了，不要说出去。我会考虑怎么办的。”

那王珪听说皇帝有赦苏轼之意，便又举报苏轼的咏桧诗，诗中有这样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便说苏轼有不臣之心，如不从严治他的罪，不足以惩戒世人。这一次赵顼是明白的，对王珪等人说：“轼自咏叹桧，何预朕事？你等不要再吹毛索瘢了。”那舒亶又上疏奏：“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沆瀣一气，朋比为奸。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名义上老成正派，实际上与苏轼是一路人，他们隐相联络，都应从严惩处。”赵顼虽没听从，但还是把苏轼谪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弟苏辙及王诜皆受连累去职，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均受到“罚铜”的惩戒。

在苏轼被逮入京都时，亲戚朋友皆与苏轼断了往来。途经广陵，独有扬州知州鲜于侁亲自去见。岂料押送的官们不许问询，更不用说见面，鲜于侁只好叹息而还。鲜于侁的下属劝他说：“公与苏轼相知有素，所有往来书牍宜悉数销毁，不可留存，否则受到连累。”鲜于侁慨然道：“欺负友人，不是我干的。若因忠义获罪，后世自有定评。我鲜于侁但有什么好怕的呢！”(www.xing528.com)

苏轼出狱后赴黄州任团练副使，其豪放旷达的性格一如往常。经常手持竹杖，足踏草鞋，与田父、野老优游山水间，并在当地乡民的帮助下在一个叫东坡的地方盖了几间屋住了进去，自此号曰东坡居士。“苏东坡”这个称谓倒胜过了他的本名苏轼的影响力。他每次出席宴饮欢会，笑谈不倦，有时趁酒醉而挥洒丹墨，口中吟着新写的诗句，手中便挥毫写于纸上。人们向他讨要书作从无吝色，就是极下等的人索题、索书，无不立即应允。因而文名更盛。赵顼也没忘了苏轼，几次想起用他，但被王珪阻挡了。这也难怪王珪，身为宰相的他岂能同意一个比他的才分、才能高着好几倍的人同朝为官。怪只怪皇帝赵顼，身为一国之主，居然连用个人的决定都执行不下去，被小人所左右。北宋到宋神宗赵顼时，已凸现没落迹象了。

再说赵顼在位的前十年的年号均为熙宁。到十一年时改为元丰元年。苏轼被谪是元丰二年间的事。不久太皇太后曹氏病故，拟定尊谥为“慈圣光献。”太后在日，赵顼服事祖母无不曲意承欢。太皇太后亦慈爱性成，只要知道赵顼退朝稍晚，必亲到屏风间等候赵顼退朝，有时甚至“持膳食向帝”，因而祖孙二人始终欢洽。按照当时宋的制度皇后娘家的男子不得入后宫。曹太后有个弟弟叫曹佾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赵顼便经常请示太后，是否叫曹佾进宫与太后见一面。曹太后说：“我朝宗法，怎能违反。况且我弟身为显贵已是皇上格外施恩，所有国家政事不应令他干涉，亦不准叫他入宫。”及至太皇太后病重，由赵顼申禀，方允许叫赵顼领他入宫相见。姐弟二人说了几句话，赵顼离座拟暂行退出，好使曹佾有什么心中话与姐姐说说。不想曹太后见赵顼欲走，便对弟弟曹佾说：“此处不是你久留的，你应随皇上一块出去。”这两句话不只使曹佾伸舌，就连赵顼已觉竦然。缘此，使我们想到了汉朝的吕后、窦太后却都是因贪权重用娘家人，导致了娘家的灭族之祸。历史上称曹太后为一代贤明的皇后是当之无愧的。就是在现代，对那些裙带上的官们也是一个很好的警示。

元丰三年，赵顼设定官制。宋初官制多承唐朝的模式，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还常置，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另置参知政事为副，中书、门下并列；另在禁中设中书与枢密院分别掌管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天下财赋全部归三司掌管；所有纠弹等事，仍属御事台。其他如三省（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九寺（卿）（太常、宗正、光禄、正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六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等，一般由别官兼任，不设专职。皇帝的草诏属知制诰及翰林学士两职。知制诰掌外制，翰林学士掌内制，号为两制。修国史和前朝史属三馆，这便是照文馆、史馆、集贤院。宰相尝充文学大学士，副相充集贤院大学士。有时设置三相即分领三馆。馆中各员多称为学士，但必须是通过一定的考试合格方能有学士头衔。一旦成学士，遂号名流。

而赵顼的这次改订，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采取唐宋成规“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朗分二十四阶。”赵顼欲并用新旧两派官员。便对辅臣们说道：“御史大夫一职，非用司马光不可。”王珪、蔡确二人一听此言，立时你看我、我看你脸色大变。这王珪、蔡确原是王安石的门徒，即所谓新党一伙中人物。旧党便是富弼、文彦博等人，而司马光是旧党中坚人物。还有研究道学的诸位大儒，也与司马光等的政论相同。道学一派的领袖人物，一个是秦州人胡瑗，字翼之，其人湛深经学。范仲淹曾把他聘为苏州教授，令诸子从学。这其中就有时任南安通判程珦的两个儿子——封建理学的大学者程颢、程颐。胡瑗尝立经义、治事二斋，注重实学。嘉祐中擢为太子中允与孙复同为国子监直讲。另一个是周敦颐，濂溪人，字茂叔，他的名作即《爱莲说》。与他们同时的还有苦学成名的易理大师邵雍，字康节。程颢曾与邵雍议论学问数日，程颢深被他的学识折服，由衷地赞叹他是“内圣外王”的学问。以上诸人都与司马光友善。王珪怕的是皇帝起用司马光，旧派人物将“连类同升”，故而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