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论相搅与朋党之争的兴起：《识宋　我们的宋朝》帮你看得清楚

从某种程度上说，宋神宗应为朋党之争的兴起承担责任。宋人形容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说：“盖自三代而后，君相相知，义兼师友，言听计从，了无形迹，未有若兹之盛也。”然而神宗对王安石虽大力支持，但也没有忘记“异论相搅”的祖训，也就是放任不同立场的官员相互辩难，使各方力量相互牵制，达到权力的平衡。这一点从王安石开始执政时的人事安排就有所反映，为保证新法的推行，神宗不得不罢免了一些反对变法的旧党臣僚，但也同时利用旧党对变法派进行掣肘。坚决反对变法的文彦博在神宗即位时就担任枢密使，直至熙宁六年四月才罢政，此时新法已推行四年。

对反对变法最坚决的司马光，神宗更是眷顾有加。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时，神宗就要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尽管王安石认为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神宗仍坚持己见。南宋初年，侍读朱胜非对高宗说：

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盖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熙宁间，王安石创行新法，光每事以为非是，神宗独优容，乃更迁擢。其居西洛也，岁时劳问不绝。书成，除资政殿学士，于是四方称美，遂以司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但举行当时之言耳。若方其争论新法之际，便行窜黜，谓之立异好胜，谓之沽誉买直，谓之非上所建立，谓之不能体国，谓之不遵禀处分，言章交攻，命令切责，亦不能成其美矣。

由于神宗对反变法派官员的优容，使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新法。熙宁八年，王安石无奈地说：“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时也。”

反变法派的大多数官员治国乏术，目光短浅又不思进取，对于内忧外患的时局缺乏实事求是的认识。在他们看来，“祖宗家法”已经尽善尽美，只要谨守就可以媲美三代，所谓变法完全是庸人自扰。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平心静气地对新法进行讨论，而是武断地一概反对，毫无协商余地，并且对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进行个人攻击。御史中丞吕诲上《论王安石奸诈十事札子》，斥责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将知识层面的分歧上升为道德层面的谩骂，以“爱国忧君”自我正义化，这是反变法派的一大特点。(www.xing528.com)

反变法派的攻击常常是盲目、非理性的，他们对于社会问题拿不出任何解决方案，甚至对新法的初衷和具体内容都没弄明白，只是一味攻讦不已。神宗气愤地说：“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反变法派的务虚，南宋一些士大夫有清楚的认识。叶适评价苏轼说：“轼谓‘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终不言十年后当立何事。若神宗罢安石而听轼，非安于不为而止者，亦未知轼以何道致其君，此不可不素讲也。”

王安石对那些因循苟且、不思进取的平庸之辈素来鄙薄，他讽刺富弼只能迎合流俗以博取声名，“其智略无以过人”。熙宁四年六月，御史中丞杨桧列举出一批离开中央政府的反变法派人物，以说明变法不得人心，王安石针锋相对地反驳道：“诚如此。然要须基能承础，础能承梁，梁能承栋，乃成室。以粪壤为基，烂石为础，朽木为柱与梁，则室坏矣！”对那些以栋梁自居的庸碌之辈给予辛辣的讽刺。

尽管言辞上非常苛刻，但神宗在位期间，变法派对政敌的打击一般仅限于将对方从政府的要害位置排斥出去。王安石借用祠禄制度，让那些不支持变法的人去主持、提举宫观，等于给他们一份优厚的俸禄，让他们赋闲休养。王安石对神宗解释，这样固然国家财政会多一份支出，但好处是可以把州郡长官的职位空出来给那些支持变法的官员。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宋代的祠禄之官名义上是“佚老优贤”，实际上“于优厚之中寓限制之意”，是一种比较宽容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