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5月，俞国桢筹建闸北地方自治研究会，任会长。北洋政府恢复地方自治后，1922年2月改为闸北地方自治筹备会。闸北的“自治”，对政府而言，是争取闸北市民的自治权，1920至1924年，以闸北地方自治筹备会为代表的闸北公团联合会和绅商经过轰轰烈烈的运动，将闸北水电由官办改为商办；对租界的外国势力，则是抵制其扩张，争取闸北市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闸北与租界的界线犬牙交错。1908年起，租界多次提出扩界，均未成功。1914年，法租界再次扩界，面积又增加了近7倍；在中央政府已准备同意扩界的情况下，势力比法租界大得多的公共租界扩界却仍未成功。究其原因，是俞国桢率闸北市民顽强抵制影响了政府决策。1915年3月，俞国桢等人给工巡捐局局长递呈了《拒绝推广租界之意见书》，并公开发表。意见书长达2 000多字，从历史、政治、军事、市民利益等角度条分缕析，提出16条拒绝的理由，产生巨大的社会共鸣，当时起到了阻止租界扩界的作用，后来被历史学家广为引用。因此，公共租界地图的西北角形成一个马鞍形状，将沪宁车站留在了华界。(www.xing528.com)
工部局扩界不成，从1916年起，每年拨出越界筑路款项，大肆筑路。由于越界筑路在扩张方面的非正式性，双方在是与非之间有长期而烦琐的角力，矛盾重重；结果往往以斗志和实力为转移。在越界筑路区域，或者是华洋交界处，围绕税收权、警权、筑路权、卫生管理权等具体权益，矛盾和冲突不断：租界十分强势，千方百计侵吞蚕食；闸北警察、商团和市民则时刻警惕、日夜巡查、事事防范、步步为营，艰难守卫。明争暗斗绵延起伏，一波三折，真可谓寸土必争。1921年，工部局在东新民路来安里越界筑路，俞国桢率闸北地方自治筹备会，联合30多个团体，发起历时3个月的抵制运动，获得成功。抵制效果非常明显：在沪西，越界筑路从清末一直延续到1925年，面积达45 840亩；在闸北，1917年后未筑过路，越界筑路面积仅1 700亩。中国人对越界筑路区域的管辖权，闸北也远多于沪西。在沪西，所有越界筑路及其两旁的产业管理之权“全操外人之手”；在闸北，路政归租界，“而路旁主权仍操自华界官厅”。由此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路面由巡捕房管辖，华界警察则站岗于路旁，“上差、落差须沿屋际之小弄出入，若涉足马路，则戎装制服，自身即属违章”。这在积贫积弱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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