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业公所：商人组织与抵制美货运动

公所或者行业组织的历史和会馆的历史一样久远。随着上海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公所逐渐取代会馆成为更为重要的商人组织，尤其是在商业行为领域。商业公所重要性的一个体现是其建立的数量：从1843—1911年，上海至少有43家商业公所出现，而会馆的数目只是公所的一半（《上海碑刻资料选辑》1980：507—513;《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下册 1988：144—153）。这些商业行会管理商人多方面的商业行为，比如价格、市场区划和入行资格等。它们与同乡组织一样，也是晚清地方市政管理的基础（《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下册1988：154）。在抵制运动期间，为数众多的抵制美货的公开申明是由商业行会而不是由个体商店作出的（见1905年的《时报》和《申报》，尤其是7、8月各期）。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其他城市，同乡组织和商业行会之间的区别从来不是绝对的（Rowe 1984：chap.7，8，《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下册 1988：144）。总的来说，上海的对外贸易被来自浙江省（尤其是宁波）、广东省和福建省的商人所控制。对外贸易又进一步按地区分割成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与日本的贸易和与南洋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贸易。来自浙江和广东的商人控制着绝大多数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贸易，而来自福建的商人主要经营南洋贸易（《上海对外贸易》上册 1989：第 3、4章）。因此，抵制运动给浙江商人造成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大批发商。(www.xing528.com)

由此看来，共同的家乡情谊和共同的贸易利益使得商人利益变得十分复杂。这些地方性和行业性的利益在1904年建立的上海商务总会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由于这一商会在抵制运动的组织协调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因而值得详细研究它对于城市商人社群的影响力、它的领导层以及它与清朝政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