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发生了为数众多的大众行动。在这样一个骚动的年代，一个事件、一项新政策或者一个条约都有可能在民众中间引发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参加中美谈判的美国全权代表柔克义于1905年5月抵达北京，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但是随之发生的抵制运动与此前的运动有所不同，它起源于海外。麦基（McKee 1986）明确而又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抵制运动是海外华人首先发动的。他论证说，更为严厉的排华法案在美国国会的通过，已经把寓美华人逼入了绝望的境地，而即将在北京进行的条约谈判只不过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紧迫感。他们担心，清朝政府会像此前一样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签署条约，从而使排华行为在国际法上也合法化。美国华人在失去了美国法院的保护之后，开始到他们的祖国去寻求帮助。在美国的中国商人发电报给清政府的各个部门，要求他们不要签署这一条约。同时，在旧金山和夏威夷的保皇会成员们也向国内发送了电报。[1]
麦基的论证总的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有几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阐述，尤其是采取反排华行动的海外华人和决定进行抵制运动的上海商人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在这个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分别属于几个不同的群体。富有商人的势力依然强大，但他们在美国城市唐人街中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来自秘密结社的挑战。另外，来自不同家乡的商人之间有关资源和生意的竞争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地位：从四邑来的小商人开始夺取从三邑来的富有商人所控制的某些买卖。[2]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希望能够得到海外华人的社会和经济支持，从而使得美国华人社群中的权力斗争更为复杂（麦礼谦 1992：第三章，刘伯骥1976：(www.xing528.com)
第二章）。和其他许多研究一样，对于国内和海外的各种群体之间相互关联或者相互作用的方式，麦基的研究也没有做出清晰的阐述。现在看来，关键的时刻是上海商务总会1905年5月10日的董事会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进行抵制的决定。商务总会在会后立即向全国21个城市的商人行会发出电报，要求他们联合行动，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应（张存武1966：45）。[3]如果没有上海商人的发起和组织，也就不会有抵制美货运动。那么，到底是在美国的中国商人还是其他中国人群体推动了上海的商人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章将考察导致抵制运动的行动和事件、上海商人的政治觉悟以及中美贸易的背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