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美货运动：寻求正义（1905-1906年）

这些知识分子反复表达的一个主题是“自私自利的美国人”的忘恩负义。在早期，当他们需要劳工开挖矿山、修筑铁路时，这些美国人欢迎中国人到美国去，而一旦他们不再需要华工时，就千方百计地排拒他们，并且要无情地驱逐他们。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1886年就抱怨说：“根据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华人享有自由出入美国的权利。那时，美国想要开发西部边疆，不遗余力地吸引华人。通向各处的铁路一下子就修筑起来了，在山区里开采出取之不尽的煤矿、铁矿、金属矿。旧金山一带的不毛之地现在成了大都市，壮丽的大厦高耸入云，商人和游人络绎不绝。如果没有华工的辛劳，所有这些又怎么能够实现呢？然而，过了几年，美国人阴谋限制移民。又过了几年，他们又阴谋驱逐华人。”（引自Arkush and Lee 1989：73）。

1905年，在抵制运动开始之后，这一主题被广泛利用。在给上海商务总会的曾少卿的一封信中，一名广西绅商的代表坦率而充满激情地写道：“美用华工修造铁路而有今日，美之铁，华之血也。”（见阿英 1962：668）当时十分流行的一首可能是写给文盲和下层人的诗歌以这样的句子开始：

华工苦，华工苦，跼天跼地无门诉。

当年欲辟新鸿濛，招之使来作苦工。

此时筚路山林启，挥之使去如敝屣。

高鸟已尽良弓藏，禁工波及士与商。（见阿英 1962：5）

小说《苦社会》通过一名旅美华人和一名前往美国的华商之间的一段谈话，传达了同样的观点：

（华商）我从前到旧金山，年纪还小，是跟同族一个伯伯去的。 一到码头，本地官绅听说来了中国人，争着招接。……（他们）说我 们极喜欢中国人到这里做些事业。……一番殷勤的情意，赛如一家 人，怎么如今变了样。

（寓美华人）客人说的是旧话。那时金山一片荒土，要靠中国人 种地筑路，开矿淘金，替他成了市面，自然色色都从优待。如今地方 一天热闹一天，丁口一天多似一天，又恨中国人占他的生意。（同上 书：80）

在这些作品中，忘恩负义的美国人这一主题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一句中国谚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同上书：5，535）得到简洁有力的表达。这句人们十分熟悉的谚语至少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公元前145年到公元前135年左右），它可以用来表示对某事的谴责，也可以用来对某事进行犬儒主义的陈述。抵制积极分子们使用这一谚语主要是进行谴责，不过，它的犬儒主义可能一直都存在于很多参加者的头脑里（尤其是到了运动后期，抵制运动终将一事无成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

有关中国移民在赴美途中以及寓美期间所经受的苦难的大量记载，极大地增强了对排华法案不公正性的认识。反排华文学勾画了一个在美国蛮荒地区辛勤劳作、清白无辜的华人拓荒者形象，与另一面的自私自利的美国人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记载尽管把美洲——包括古巴和秘鲁等国家和美国混为一谈，但仍然生动详细地记述了华工贸易。^[4]小说《劫余灰》叙述了一名年轻人被拐带到美国的故事（同上书：310—417），《黄金世界》详细描述了一些中国劳工前往古巴的旅途（同上书：113—229），《苦社会》生动地描写了一群中国人到秘鲁去的海上经历，令人想到哈里（Alex Haley）在其小说《根》中有关奴隶贸易的描述（Haley 1977：chaps.37—39）。这位佚名的作者描写华工到达秘鲁港的情景：

洋人又叫水手，先着五十个小工把脚上链子卸下，喊他们站起。 那班小工，骤然觉得脚上松了许多，只是站不起。洋人等得不耐烦，呼呼的又把鞭子抽得怪响。好容易忍着疼，你挨我靠，沿柱站住。 洋人喝声“走”，又走不动。水手上前，一个拖两个，望梯边直 送。…… 有些真不能走的，跌倒地上，还吃脚尖，碰开了头皮淌血，还不准歇一歇。落后有班人，一个压一个，乱叠作一堆。……水手 们觉得形景诧异，又闻一股恶臭，直从底下冲起，喉咙里都作恶心。 便去通知了洋人。洋人先用指蘸些药水，擦在鼻子上，才走过来，叫 水手动手，把上面的拉开。不拉时，万事全休，一拉时，真叫铁石的 心肠都要下泪。原来下面七八十个横躺着，满面都是血污，身上也 辨不出是衣裳，是皮肉。（见阿英 1962：66）

对于那些在旅途中幸存下来的中国移民来说，在外国土地上的寓居生活同样是可怕的。开明的改革派官员和感情充沛的诗人黄遵宪（1848—1909），在1882—1885年期间担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他曾经谈到那些中国人的生活：

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

团焦始蜗居，周防渐虎落。

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引自Arkush and Lee 1989：62）

在抵制运动开始以后，中国移民的这种拓荒者形象被用一句八字短语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筚路褴褛，以启山林（见阿英1962：5）。这八个字出自两千年前写就的儒家经典《左传》。(www.xing528.com)

更多的宣传鼓动性作品把矛头对准了排华法案及其执行方式的粗鲁和蛮横，这些作品的素材大都是寓美华人或者是返回祖国的中国人提供的。一些寓美华人在1903年给清政府的请愿书中，就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排华法案和美国人对合法和非法的中国移民非人道的处理方式的控诉。上海的报纸和梁启超的《记华工禁约》（同上书：487—521）都公开发表了这份请愿书，从而使之广泛流传，成为抵制运动期间反排华宣传活动的主要材料。请愿书提出的重大控诉有：

1.把对中国移民的禁令从劳工扩大到学生、商人和政府官员等原先并不禁止的阶层。在寓美华商看来，这一问题部分地产生于美国对商人的狭隘定义。比如，饭店、卷烟厂、缝衣厂等行业的业主就不被视为商人。排华法案还把适用范围从美国本土扩展到夏威夷、菲律宾等属地。

2.排华法案实施中的苛刻。起初，携有盖有美国领事印章的文件的人即可不经质询进入美国。后来，使用了越来越严厉的方法来阻止华人进入美国。在各入境口岸设立了“木屋”，所有到达美国的中国人，无论持有何种文件，都要被拘禁在木屋中数周甚或数月，才能提审。提审时供词稍有矛盾之处，就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即使持有盖有美国在华领事印章的文件。

3.对中国移民的屈辱性对待。早先的条约准许持有海关官员签发的正式文件的寓美华人自由离开和再次进入美国，但是近年来，这一过程越来越复杂，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冗长。即使持有正当文件，再次入境也极其痛苦，因为先要被拘禁于木屋之中。此外，美国官员利用检查寓美华人合法文件的方式，不断地骚扰他们。

4.拒绝经由美国进入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入境。

5.以检疫等非正当理由拒绝合乎规定的中国人入境。（同上书：509—520）

当抵制运动于1905年发动以后，那些准备抵制材料的人对这些控诉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加以戏剧化。美国移民管理人员最受谴责的一种做法就是木屋拘禁，它遭到强烈的批评，以致木屋成了美国羞辱和虐待中国人的标志。^[5]小册子《同胞受虐记》描述了木屋拘禁的情况：

木屋在旧金山海边，用粗木作栅栏，上面盖有薄板，是专住新到 华人的（余外的码头现在尚议设立），又黑暗，又龌龊，秽气蒸天，臭 不可闻，四边架着木板数条，当作床桌，比坐监牢还苦。口渴了只好 吃冷水，肚皮饿了只好吃黑面包，不然就是硬米饭，吃也吃不饱的。 衣服污烂了也不能洗，亲眷朋友要探问的也不能进去。天天有巡捕 看守门外，不能出来一步。还有一种非吏非百姓的流氓，烧药物来 薰他头面，而且偷空里抢夺银钱。那时叫天不应，入地无门，差不多 到美国的人个个尝着这样滋味的。（同上书：544）

显然，把木屋拘禁和身体柔弱又具道德敏感性的妇女形象联系在一起，被认为具有独特的感染力。在《黄金世界》中，一名年轻妇女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谈到她在木屋里的亲身经历：“（在木屋中）最难堪者，以女子身杂居男子之中，睡时坐时更衣时，处处分别不清。还比不得在船中，无板无门，尚可用布遮拦。”（同上书：181）

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描述出现在戏曲《海侨春传奇》中，该剧第三出“侨囚”就发生在一个木屋里。年轻的妻子去美国找她的丈夫，持有合法文件，但是她太害羞，也太紧张，以致不能清楚地回答问题，结果被提审官关进了木屋。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再也不能再忍受令人屈辱的境况，最终疯了，把每个男人都看成她的丈夫（同上书：448）。

所有这些作品都试图向中国人说明，美国人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嫌疑犯或者低等人一样，因为所有到达美国的中国人，不仅仅是劳工，都要被拘禁到木屋里面。美国人的这种做法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觉，抵制积极分子们确实也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在文字和演说中反复地强调，所有的中国人，而且只有中国人，遭到美国移民法案的歧视性对待。在发表于《时报》上的一系列公开演说中的一篇中，演讲人愤怒地质问：“诸君试思之，英国之爱尔兰人，我等名之为茨仔鬼，至美国，则夺美工之手业而美人不禁之;意大利人、葡萄牙人皆不名一钱，而入美国夺美工之上等手业，而美人亦不禁之。然此犹曰此等皆白种人也。而日本人、高丽人同为黄种，其工价之贱过于我华人，而美人亦不禁之;甚至非洲之黑人，印度、澳洲之棕色人，皆欲来则来，欲去则去，而美人亦不禁之，是则不欺他人而欺中国，不虐他人而虐中国之明证也。”（同上书：614）。这样的指责尽管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美国人也选择其他一些人实行歧视性对待（Daniels 1990，pt.2：esp.chap.10）]，但抵制者们还是深切地憎恶这一现实：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移民的歧视性对待最为臭名昭著，也最为恶劣。

即使是那些十分了解海外华人缺点和中国文化问题的中国人，也对种族主义的美国移民政策感到愤怒。比如梁启超，他承认中国人确实像一些美国人所抱怨的那样，是一个肮脏、涣散和落后的群体。在游历了北美之后，他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人在几个方面是落后的：他们是族民而非公民;他们只有村落思想而没有国家思想;他们只能接受专制而不能享受自由;他们缺乏崇高的目标（Arkush and Lee 1989：92—93）。^[6]但是，梁启超仍然不认为排华法案是公正的：“华人虽极顽下，不犹愈于黑种耶？……若果举全国九百万黑人悉依华人例放逐之，则吾心服无异言矣。”（见阿英1962：508，又见Pusey 1983：96—100，117—118）

《广东日报》一篇文章的论述使排华法案显得更为荒谬：“吾姑勿辨其谁为贵而谁为贱，第以贱种之华人，恐其熏染恶性，以贻彼邦之害，则下逐客之令诚是也，顾何以来吾中国之美人，何独非贵种乎？在其本国尚虑及为华人所熏染，何况如大禹之身入祼国，独不畏其熏染而同之乎？”（见阿英1962：608）。

很多抵制演讲和作品都反复强调，中国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和一个种族而受到歧视。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对这种歧视宣传最多的方面是对中国商人、学生和官员的虐待，因为一般人认为排华法案所针对的目标只不过是劳工阶层而已。《福建日日新闻》指出：“美之禁约，非仅禁工已也，若经商，若教习，若留学，若游历，均在禁约之中，所余者，唯官员而已。然官员之到美者，又施种种苛例，任意挑剔，暴戾款待，甚于罪囚，是官员亦在禁外之禁矣。名曰禁工，是举中国四万万人而悉禁矣。”（同上书：605）。

最令中国人愤怒不已的似乎并不是排华政策本身，而是美国实行政策的反复无常。美国随意打开和关闭它的国门，而且这样做只是为了调整其自身的利益，似乎是错误的;而美国人仅仅排拒中国人，就不只是错误的，也是极其荒谬的。不过，对排华法案不能仅仅进行谴责，还需要对之做出理论上的解说。提供这种理论解说的，仍然是抵制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