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与农业有关的，还有一系列经济活动，其中主要的有制盐和酿酒。
（一）制盐
食盐在人类生活中是不可缺少之物。我国战国末叶以前的食盐，主要通过晒、煮富含盐分的土、石、水等方式获得，故有海盐、池盐、岩盐、泉盐等。古代蜀人的食盐，主要有泉盐、池盐、岩盐。
产盐之地，据《华阳国志·蜀志》所记，南安（今乐山市）有“盐溉”。溉，张澍《蜀典》卷7释曰：“溉，为水中滩碛之名。”南安盐溉，应是蜀人就地取煮盐水之地。《水经·江水注》说南安是“蜀王开明故治”，也应与开明王朝控制南安之盐有关。
岷江上游是另一产盐之地。《太平御览》卷52引《华阳国志》记载：“汶山有碱石，煎之得盐。”《后汉书·冉
夷传》所记同。《太平御览》卷865引任预《益州记》又说：“汶山有咸石，先以水渍，既而煎之。”是为岩盐之类。
图5－3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酒器
古文献中关于蜀人制盐的记载虽然不多，但从《华阳国志·蜀志》所记秦灭蜀后第五年就在成都置“盐、铁、市官”来看，蜀的产盐量应该很大，故置盐官以主其税。
（二）酿酒
古代蜀国农业的发展促进了酿酒的兴盛。早在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中，就有大量酒器，包括各种酿酒器具、盛酒器和饮酒器，既有陶质，也有青铜质。从大量饮酒器做成束颈、侈口的器形看，蜀酒似与中原“汁滓相将”（连糟食用）的酒不同，很有可能是去滓后仅饮其汁的低度发酵酒[46]。
商周至战国时期蜀的酒器，各地有大量出土。其中仅青铜酒器就已发现百余件，有罍、壶、尊、觯、钫、缶、彝、鍪、勺等。或出于遗址，或出于墓葬，表明酒在蜀人的日常生活和祭祀活动中，都已成为不可或缺之物。
（三）蜀醴享祀
《华阳国志·蜀志》有这么一段记载：
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
从酒的角度看，从开明九世（约当战国早期）起，古蜀人即把酒称为“醴”，至于从前怎样称呼，便不得而知了。何为“醴”？
《释名·释饮食》解释说：
醴，齐醴，体也 （按：今本 “体”字皆作 “礼”，据毕沅校本作“体”），酿之一宿而成体，有酒味而已也。
郑玄注《周礼·天官·酒正》说道：
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矣。(www.xing528.com)
醴，酒一宿孰（熟）也。
可以知道，所谓“醴”，原来是一种仅发酵酿造一宿而取用的酒。这种酒，虽酒味淡薄，却也成酒之“体”，所以称为“醴”。
醴这种酒，由于味薄清淡，所以饮用时是“汁滓相将”，即连滓和汁一道饮用。因此，古代称“醴”为浊酒一类。邹阳《酒赋》[47]说道：
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浊者顽。
拿现代语言来说，所谓醴，原来是用曲蘖酿造一宿而成的糖度较大、酒度很低、连糟食用的酒，略似今之醪糟；但因发酵期比醪糟短，所以不论甜度还是酒度又都赶不上醪糟。
有学者认为，从《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看，“醴”似乎是古蜀人对酒的专门称谓，以为醴应当属清酒类而不属浊酒类。对此，有必要略辨如下：
《华阳国志·蜀志》在说到蜀人“以酒曰醴”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不能忽视，即是“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这句话说的是开明九世移治成都后，重新建立其先公先王的宗庙，“始立”应理解为重新建立，而不是史无前例的头一遭，而这里的“开明九世”，其实也是“开明五世”之误。从文意看，古蜀人把酒叫做醴，也是在“始立宗庙”并进行一系列改制之后，并不是自古而然。因此，在此之前，蜀酒是不称为醴的。
何以古蜀人要在此时称酒为醴呢？这个问题，由于文献无征，很难解释清楚。有学者认为，醴为楚语，但楚语并不如此称呼，这从《左传》、《国语》诸书均可取得证明。我们认为，这还是得从蜀王改制谈起。
蜀王开明前世的宗庙制度如何，今已失考。开明五世迁都成都后，始以“五色为主，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48]，建立以色相别，而无以功德相称或左昭右穆那种习见于中原的谥列制度。庙堂供奉，不可无酒；古蜀人的庙堂祭祀，也飘着浓郁的酒香。但用于新建庙堂内的酒，不再是过去的酒，而是仅酿一宿即可快速取用的醴。这种改变，是与蜀王的宗庙改制一致的，却并不妨碍绝大多数普通蜀民对酒的原有称谓。关于此点，只要细读一下《华阳国志·蜀志》“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这段，就可发现所举四例都是针对蜀国王室的，从而明白“以酒曰醴”仅是针对庙堂享祀之礼而言，绝不是所有或大多数蜀人对酒的普遍称呼。
从对青铜酒器的研究分析中，我们同样可以得出与此一致的结论。
古蜀国的青铜酒器，几乎均与中原常见的酒器相似。器形的相似，总是同功能的相似一致的，通常情况下不会出现例外。中原的酒，有“清酒”与“浊酒”之分，而据《周礼·酒正》，醴这种浊酒，也正是宗庙之中用以祭祀的酒。再据文献，核以考古，中原宗庙之中的盛酒器，也就是罍、尊、觯等，表明这些酒器置于宗庙，是盛装醴这种祭祀用酒的。古蜀的盛酒器，也以罍、尊、壶等为常见，并且绝大多数属于礼器，置于庙堂，或随主人下葬。因此很自然，不论置于宗庙还是随主人下葬（如果下葬时内中盛装酒汁的话），器中所盛，必然也是醴，而不会是清酒。所以， 《华阳国志》说蜀人“以酒曰醴”，这“醴”字并非音译，而有其确定的、真实的内涵。
至于说到音译，还有必要深入一步核查一下《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的这段材料，以便更进一步证实我们以上的结论。所说“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这四者中，其实没有一条可以真正令人信服地指作是音译的。
“乐曰荆”，这“荆”字，开初似乎不好理解，容易使人误以为音译。可是，只要联系一下《蜀王本纪》、《本蜀论》、《风俗通》所引《楚辞》、张衡《思玄赋》等古籍关于“荆人鳖灵（即开明）”或“荆尸”等记载，便不难看出，“乐曰荆”之“荆”，是与“荆人鳖灵”之“荆”息息相关甚至来源于此的。蜀王开明氏来源于荆；开明五世建立宗庙时，为纪念其先王，命名庙堂祭祀之乐为荆。两者之间，正是一种因果关系。而这种称为“荆”的庙堂音乐，自然也饱含着开明氏所从来的荆地的浓郁生活气息。类似这种情形的例子，在古今中外都十分常见。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称宗庙之乐为“荆”，在语言形式上表达了一种归葬的理念。可见，所谓“乐曰荆”，实际应是指庙堂祭祀音乐的名词，而不是音译。
“人尚赤”，发生在开明五世宗庙改制以后或同时，说明此前则不如此[49]。可见，联系开明五世的迁都和改制，对于理解这段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帝称王”，“帝”和“王”这两个字显然绝对不是音译，而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意译，即将在蜀语中关于“帝”和“王”的概念直接用汉语表达出来。另一种可能是，开明氏原本就用“帝”和“王”的语音来表达两者的概念，即音、义均与华夏相同。两种可能中，后一种可能性不太符合历史实际。因为既然“蜀左言”，颇不与华相类，就不会恰巧如此偶然地刚好在两个最重要的语词上与华夏完全一致。与此相应，前一种可能性则是大致合理的，即是用汉语记录的蜀语语义。
由此可见，“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三者无一是所谓音译。那么，“以酒曰醴”，又怎么可能是音译呢？应当说，“以酒曰醴”，这“醴”字也正是用汉语表达的古蜀人关于仅发酵一宿便加以取用，而享祀于庙堂之内，供奉于先王灵前的那种汁滓相将的薄酒的概念。所以，“以酒曰醴”，既不能理解为广大古蜀人对酒的专门称谓，也不能理解为古蜀人只有这么一种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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