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成语现已广泛流行于民间，说的是只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才能明辨是非，做出较为正确的决断；而如果偏听偏信，就分不清是非，由于分不清是非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对此，在《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年（628年）中有一段相关的君臣对话：“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唐太宗问魏徵：“当君王的怎样才能明辨是非，怎样叫昏庸糊涂？”魏徵回答说：“如果君王能兼听各种不同意见，那就能够明辨是非。如果君王偏听偏信，就会昏庸糊涂。君王兼听和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那些别有用心的所谓‘贵臣’就是想一手遮天也办不到了，那是因为兼听之后，下情得以上达的缘故。”
唐太宗和魏徵君臣是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一种治道来看待的，尤其是以之为人君驭臣之道来看待的。在魏徵看来，只有兼听广纳的人君，才能不为那些大权在握的“贵臣”随意蒙蔽，从而使“下情得以上通也”。由此看来，这里所说的“兼听”，主要还是要听一听下面人的声音，而所谓的“明”，则显然是指明于“下情”，明于民心。(www.xing528.com)
听了魏徵的建言以后，唐太宗凡事都十分注重“兼听”。他在朝会时曾说：“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太宗上朝时“不多言”，是为了多听听臣子的意见，从他们那里体察民情，以力求较少地造成民害。听了唐太宗的话，负责记录皇帝起居事的给事中杜正伦说：“臣职在记言，陛下有失，臣必记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唐太宗听了杜正伦的话，深感这是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治政方略服务的，十分高兴，为此还奖励了他。
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出现了社会安定、人口增加、生产发展的可喜局面。据记载，到贞观三、四年时，关中丰熟，“逐食外乡之民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这当然是可喜的。但是，可喜并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贞观六年（632年），魏徵首次道出了万古不易的警世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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