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关怀，温暖人心-化纤·材料·人生

我感觉自己为华侨所做的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50年代，有些小说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记得一句话“由于你的生存，使别人的生活更美好，由于你的存在，能够使世界变得更美丽”，这句话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我为什么一直想做侨联工作呢？感觉到我们以前的一些政策的确是伤了一部分人的心，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学校就提出成立华侨联络组，我甚至用自己的经费来开展活动。当时左的政策令他们很伤心，我们中国要改变一些不好的形象，部分还需要靠归侨、侨眷去宣传。“文革”期间，我国的形象受到很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我们不讲理，中国人很凶。1982年我妹妹从印尼来香港玩时，我让她来上海，她说她不敢来，她怕共产党。我们前几年到印尼去探亲，遇到在路边设摊的一位年青华侨，我们问她到过中国吗？她说没有去过，不敢去，因为中国人很凶的，问她那我们凶不凶，她说不凶，那你就去吧！中国人不凶的。在国外的形象不好，主要是“文革”期间引起的，你要改变中国的形象，首先要改变归侨、侨眷的心，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做好归侨、侨眷的工作，再通过他们做好海外亲人的工作。

当时上海市出台的《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是一种法律规定来保护归侨、侨眷的权益，我自己出钱买了100多本，给归侨、侨眷及我们学校每个支部书记都发了一本，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好归侨、侨眷的工作，通过他们再去做华侨的工作，效果将更好。他们在国内的亲人能够过得很好，他们一定会对中国的印象有所改善。像现在上海市施行给每个归侨每年免费体检一次，这个钱花得不多，但效果不错，他的亲友一听，觉得国家重视华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国外亲友看到了，他们首先就与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国家强盛了，人民富裕了。(www.xing528.com)

国家侨务委员会虽公布一些侨务政策，但下面执行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偏差，包括王老师也曾经历过。王老师在国内粘胶纤维行业中，有不少人称他为“粘胶大王”，在这方面他有一定的权威性。1979年，纺织部曾通知他在上海参加一个有关粘胶纤维的国际座谈会，后来就不了了之，学校既不让王老师去开会，也不向他说明原因。后来我去问了人事处，不让王老师参加是因为学术水平不够，还是海外关系的原因？他说是海外关系。在这事情发生前，国家副主席、侨务委员会主席廖承志曾说过，对归侨、侨眷在政治上要一律平等，在生活上要适当照顾。这给我们很大鼓舞，对于我们而言，政治上的平等是最需要的，生活水平我们是不差的，倒不需要适当照顾。我们刚欢欣鼓舞地庆贺“平等”没几天，又受到了“不平等”的袭击，实在想不通。于是我们直接写信给廖承志，廖承志的批复转给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彭冲，然后又转到了学校。学校向我解释是某人决定的。我说不是要求查某人的责任，而是希望学校正确执行国家的华侨政策，让我校的归侨、侨眷更好地为国家工作。邓小平曾说：“华侨是个好东西。”这很明确指出对华侨工作的重要性。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坚持做我们学校的华侨名誉主席，因为我觉得我们共产党过去执行左的政策伤人家的心，应该去补救这些不足之处。上海市有3 000多个归侨，其中有900多人是印度尼西亚回来的。这些人是怎么回来，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在印尼的侨生若要申请到中国台湾留学，来回飞机票由中国台湾负责，学成后仍旧可以回印尼。而如果到中国大陆学习，就要到出境管理处签一个永远不回印尼的承诺，但是这些人情愿与父母分开，永远不回印尼，还是到中国来。在90年代前中国台湾在印尼的影响力比中国大陆还要强，当时我们两人到印尼探亲，在巴厘岛歌厅看到挂一牌子，上面明显写着“除了台湾人点歌外，一律不能用中文唱歌”。这些归侨当时割舍那么多到中国大陆来，我们应在各方面更关心他们。现在对老归侨，上海市政府一个月给100块，我说这100块钱对他们来讲并不算什么，但是体现了国家对归侨的关心。有些人并不体会，总想着华侨有钱不必要补贴。我作为一个党员有义务搞好侨务工作，通过他们来宣传中国，做好华侨工作。在校工作期间对学校的归侨、侨眷遇到在生活、撤迁、申请出国探亲、子女上学、退休、亲属回国看病等问题有困难时，我及时向学校反映争取各级领导支持，帮助他们解决一部分困难。这都是我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