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亡簋》的年代问题，学术界基本趋于一致，除个别学者认为晚至昭王之外[20]，绝大多数学者根据铭文“显考文王”“文王临（德）在上”判断是武王时器，但究竟是武王克殷前还是克殷后，尚有争论。孙作云认为铭文是武王灭商以前所作[21]，孙常叙以为铭文记载了伐纣之师出发前十三天举行的“大丰（封）”之礼[22]，此器作于克殷之前。唐兰、黄盛璋认为铭文所记与武王克殷后归于宗周、祭祀文王有关，因而作于克殷之后[23]。于省吾认为此铭与《世俘》所记为同一事件，而《世俘》的天干传写有误，主张“《世俘篇》的辛亥、壬子、癸丑应该依据铭文订正为乙亥、丙子、丁丑”[24]
笔者认为《天亡簋》为武王时器已无可怀疑，但具体年代应该根据铭文提供的历日与天象信息来加以判断。铭文开头的历日曰“□亥”，亥前一字已泐不可识，根据下文的“丁丑”可知应是“乙亥”，就是说铭文所载的祀天“大礼”在乙亥、丙子、丁丑三日内举行，对此学术界没有异议。如前文所考，祭天大礼一般在冬至日举行，因此铭文“乙亥……大礼”等于提供了“乙亥冬至”这一重要天象信息，通过查对科学历表可以确定其可能的绝对年代。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确定年代范围。《天亡簋》为武王时器，武王在位时间较短（克殷后不超过七年，详见下文），《夏商周断代工程》定武王伐纣年在公元前1046年，其碳14的测年误差在30年内，为覆盖碳14误差，我们定其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021—前1070年的50年内。
其次，依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分至八节表》，查找武王伐纣前后50年内的实历冬至干支[25]，按干支序数编号甲子0，乙丑1，丙寅2，丁卯3……，列成冬至干支序数表（表1）。
再次，以干支序数为横坐标，年代为纵坐标，制成冬至干支序数散点图，观察何年之冬至点落在乙亥11线上，则该年为《天亡簋》的天象年代（图2）。
表1 武王伐纣前后的冬至干支序数表
图2 武王伐纣前后冬至干支序数散点图(www.xing528.com)
（实线为乙亥11线，虚线连接冬至密近乙亥的年份）
从冬至干支序数散点图可以看出，在武王伐纣前后的半个世纪中，冬至干支有四次靠近乙亥的机会，但只有三次密近乙亥11线。古代对冬至天象的观察容许有两天的误差，如《左传》记载两次冬至，鲁僖公五年（前655年）“辛亥朔，日南至”，比实历癸丑冬至提前两天；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己丑，日南至”，比实历辛卯冬至早两天[26]。按此误差标准，上图显示有三次冬至密近乙亥的年代：
（1）公元前1041年，实历乙亥冬至。
（2）公元前1064年，冬至甲戌10，比乙亥11提前一天。
（3）公元前1052年，冬至丁丑13，比乙亥11滞后两天。
图像显示，只有公元前1041年的实历冬至才真正落在乙亥11线上，因此前1041年是《天亡簋》天象年代的最优解。其余两次冬至在当时也可以看作是符合“乙亥冬至”天象的。面对三个年代解，如何做出唯一性选择，还要结合文献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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