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中的日南，商周历象与年代

卜辞中的“日南”，又称为“日至”，文献记载为“南至”或“日南至”。《逸周书·周月》：“惟一月既南至，昏昴毕见，日短极。”《左传·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预注：“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极。”孔颖达疏：“日南至者，冬至日也。”《左传·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预注：“是岁‘朔旦冬至’之岁也。当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时史失闰，闰更在二月后。”孔颖达疏：“历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后宜置闰月，即此年正月当是往年闰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故朔日己丑，日南至也。时史失闰，往年错不置闰，闰更在二月之后……日南至者，谓冬至也。冬至者，周之正月之中气。历法闰月无中气，中气必在前月之内。时史误以闰月为正月，而置冬至于二月之朔，既不晓历数，故闰月之与冬至悉皆错也。”按常理冬至本应在夏历十一月，杜注孔疏解释了何以《左传》会有正月、二月冬至的原因。

关于《左传》的“日南至”，过去认为是用圭表测影来测得冬至的[2]，现在看来应是测量日出方位的结果。圭表测影的原理是立八尺表杆，测量正午时的杆影长度称为晷影，一年之中晷影最长的那天就是冬至。测量日出方位的原理是在一年之中站在同一地点测量日出方位的变化，日出方位到达最南点的那一天就是冬至，所以叫“日南至”。此外还有测量白昼最短、观测星象（如斗柄、中星、晨见昏伏星等），以及观察物候、气象等辅助方法。相比较而言，测量日出方位最简单而且最准确，因而也是古代先民最早掌握和普遍使用的观象授时方法。

甲骨卜辞里有数十条关于“宾日”“出日”“入日”“出入日”等的记载[3]，与《尚书·尧典》“寅宾出日”“寅饯纳日”的记载相类似，是欢迎日出、欢送日落的祭祀典礼，这些活动大约在特定的节日举行，而这些节日应该是通过日出方位来确定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第290片（H3：876）记载了一次占验日出的过程：“癸巳卜：自今三旬又至南？弗霝？三旬亡其至南？……迄日出，自三旬乃至。”整理者认为这是殷人观察天象的珍贵记录[4]，我们认为卜辞中直接出现了“日出”“至南”等字样，应是一次关于冬至日出的观象记录[5]。(www.xing528.com)

“至南”卜辞与“奏丘”卜辞都关注冬至那天是否下雨。“至南”卜辞反问：“弗霝？”表示问“不会淋雨吧？”其主观意图是不希望下雨，因为雨天就观测不到“至南”日出了。“奏丘”卜辞正问句（无反问）问道：“雨？”其实本意是不希望下雨，因为如果下雨就无法证明“日南”（日出方位达到最南点），“奏丘”仪式也就难以举行。

殷墟卜辞中是否有关于冬至的记载，以往学术界有争论。20世纪40年代董作宾就指出，卜辞中最高记日数字“五百四旬七日”（《殷墟文字乙编》第15片）“合于四分历一年半之岁实”，以此推知商人能够准确测出冬至和夏至[6]。董先生作《殷历谱·日至谱》，举“《龟》1.22.1十《续》1.44.6”（《合》13740牛胛骨）和“《乙》15”（《合》20843龟背甲）两版卜辞，指出其分别为武丁“日至”和文武丁“日至”[7]。50年代饶宗颐先生撰《殷代日至考》，增补若干条“至日”卜辞，申说其事[8]。七八十年代张政烺[9]、萧良琼[10]以及温少峰、袁庭栋先生[11]等都主张殷人已知二至。姚孝遂、肖丁在《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说：“‘至日’有可能即‘日至’，商代于日月之运行，已有较为详细而深入之观测，应已具有‘日至’之观念，并能加以预测。”[12]国外学者李约瑟、薮内清、哈特纳等都认为我国殷商时代已能测定分至[13]。然而自董作宾撰《殷历谱》，唐兰先生即批评其《日至谱》第一例（牛胛骨）实为“记某人之至”，第二例（龟背甲）为“残辞”，建议作者“不妨缺此一谱”[14]。80年代初常正光发表《殷历考辨》一文[15]，对商代已知冬夏二至的观点提出疑问。张玉金《说卜辞中的“至日”“即日”“戠日”》认为甲骨文中的“至日”是指到某个日子，不是“日至”（冬至、夏至）[16]。常玉芝查阅所能见到的全部殷墟甲骨卜辞，搜集到完整及比较完整的带有“至”字的卜辞275版，逐一研究后否定了殷人已知二至的说法[17]。然而罗琨先生则得出相反的结论[18]。本文所举“奏丘日南”及花东“日出至南”卜辞，不仅证明商代已经能够确定冬至日期，而且表明其方法是利用日出方位来实测确定的，关于商代是否有“日至”的争论，至此基本可以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