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艺术涉及不同的品类，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地域的作品，时间、空间的跨度较大。故本书在对例证的选择上有所取舍，大多选取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 “经典”作品。由于例证较为分散，又经过筛选，因而落下了 “孤证”的嫌疑。其实，任何证明都不可能将所有的证据一网打尽，而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选取最能证明问题的证据，“一粒沙可以见出整个宇宙”，就是这个意思。譬如服饰对身体的控制，历代文献有很多的记载，从 《论语》、《礼记》一直到明清的官方史料，大多是一个调子，即要用它来区分等级，这是最普通的常识问题。因此，本书并未多谈，而是选取了另一个最典型又最普通的例子 “三寸金莲”（弓鞋）。不仅因为其中所表现的封建意识形态对身体的控制，达到了极端，还因为它在当代生活中还存有遗例，这是有目共睹的，不存在疑虑。真正的问题倒是在于，据载 “弓鞋”源于五代，在清代达到巅峰，那么，五代以前的 “鞋”是否也起到这样的身体驯化作用呢？造物艺术有一个历史延续问题，也存在一个时代风尚的问题，身体的驯化常常以 “时髦”的方式达到它的目的。我们只能说，在这以前可能存在其他的身体训导手段，不一定是对脚施行控制，可能是通过胸部、身材或者头发等途径。如唐朝时期的身体驯化可能没有明清时期那么 “残酷”，但它通过身体体型、通过服装来传播、教化一定的意识形态。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只有像 “弓鞋”这类带有“变态性”的造物艺术，也不是只有那些体现节制思想的造物艺术才能体现意识形态，只能说它们更显著地体现了意识形态，是反映意识形态的较好的标本。在造物艺术的历史中，造物艺术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审美的形式传播意识形态，这是符合意识形态运行的特征的，因为只有通过美的形式，意识形态才能更好地、更自然地对人产生影响。对于这一点，笔者在第三章通过图像学、符号学的研究，探讨了图腾、神话如何通过横向的组合和纵向的聚合转化为审美图像的过程。
另外，在笔者看来，古典造物艺术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前资本主义社会用造物艺术来维系它的礼制和等级制，这种观点早就是定论。这在有关中国先秦的典籍 《周礼》、《礼记》以及诸子的著作中屡见不鲜；在后世官方编纂的史学著作中，对各朝有关舆服、礼仪等的制度，也都有详细的记载。如关于都城、宫室之营造，《考工记·匠人》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又云：“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都城的形制，男女、上下的差异，通过建筑的空间予以限制。除此以外，对于国君、诸侯都城的大小、城墙的高度等，也都有严格的规定。诸如此类的等级制遍布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各种造物艺术之中 （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方面），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使多增加几个例证，也只不过是数量的多寡而已。(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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