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真相揭秘-粤海史事新说

戊戌维新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的改革运动。它的失败的长远影响，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大半个世纪。过去，人们都很自然地指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捕杀新政，但再作深一层的分析，事情就显得远非那么简单了。

从本质上说，慈禧自然是一个保守派，倘若天下太平无事，她是尽可能维护祖宗成法的。这并非出于对宗法伦理的信仰；而是因为她深知其权势与声望很大程度依赖于这些伦理教条。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和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不是保住祖宗成法。这是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寡妇和那些八股出身、满脑子“严夷夏之大防”的顽固派官僚的不同之点。

慈禧懂得“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当她1861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之际，面临着太平天国的严重挑战，尽管她内心对汉人的疑忌根深蒂固，欲仍对重满轻汉的祖宗成法作出重大修正，提拔和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汉族官僚，最终消灭了太平军，挽救了大清江山，同时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权位。出于同一目的，同治初年，她又克制了自己对“洋鬼子”的反感，同意聘用洋人，设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纺织机，派留学生，开同文馆，由此开展了学习西方科技的“自强新政”。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慈禧是一个猛烈的冲击。面对国破家亡的危机，慈禧即使纯从维护一己私利的目的出发，也不可能不考虑深化改革，变法图存。

人所共知，戊戌维新时期慈禧虽已归政于光绪帝，但实际上仍紧握大权。显然，倘若慈禧如传统观点所说，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变法维新的话，那么，从《明定国是诏》开始的一大堆变法诏书，根本就不可能颁发下来。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递《上清帝六书》，3月11日上达光绪帝。其后，康有为又陆续呈递了四件变法条陈，还有四部鼓吹变法的新书，即康有为编写的《俄彼得变政考》、《日本变政考》和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4月13日，光绪帝命将康有为所上新政条陈和新书全部“恭呈慈览”。^[1]而“太后亦为所上之书感动”，“命总署五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太后曾有懿旨焉”。^[2]费行简说：

后当告德宗，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适德人假细故攘我胶澳，举朝无一策，帝复泣告后，谓不欲为亡国之主。后曰：“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3]

六月一日，由康有为代拟的杨深秀《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递上；六月八日（4月20日），由康有为代拟的徐致靖《请明定国是折》递上；两折都在当日“恭呈慈览”，慈禧也马上作出积极反应，翁同龢记：“四月二十二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4]同一日，光绪帝即发布标志百日维新开始的《明定国是诏》。由此看来，百日维新不仅不是光绪帝背离慈禧旨意的行动，而恰恰是奉“慈谕”后才开始的。无疑，光绪帝变法的积极性远远高于慈禧；但是没有慈禧的允许甚至旨令，光绪帝根本无权开展变法。

慈禧宠臣荣禄在光绪帝诏定国是后，即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七月十七日，递《为时事多艰特保人才以备朝廷任使折》，推荐一批“通贯中外、匡时济变之才”，其中有荣禄评为“操履清严，识量宏远”的陈宝箴，评为“气度沉凝，学有根柢，外洋法制，言皆有物，不事浮夸”的黄遵宪，还有曾保奏康有为的张百熙。^[5]时陈、黄在湖南倡导维新甚力，守旧派狂吠不已，而荣禄评价如是之高，亦足以间接反映慈禧当时对变法维新是认同的。

康有为记：“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栋（宋伯鲁）折上……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6]

8月29日，光绪帝将一道裁撤冗官的朱批谕旨送呈慈禧，而“西后不肯裁漕”。^[7]光绪帝只好又下令在谕旨所提及应裁的冗官中，删去“漕运总督及卫所各官”。^[8]可见，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所有新政谕旨，几乎无一不经过慈禧的审批。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12次赴颐和园见慈禧请训，也说明慈禧始终掌握国家大事的最终决定权。

至于慈禧坚决反对的政令，根本就不可能出台。最明显的是开懋勤殿的计划，它由康有为提出，目的是建立一个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成的新权力中心，来取代由慈禧实际控制的原有中央机构。光绪帝接纳了，但在送慈禧审批时却触礁了：

上意仿照先朝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并延东西洋专门的政治家，日夕讨论讲求治理，从康请也。蓄心多日，未敢发端，恐太后不允，至是决意举办：令谭嗣同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谕旨拟诏，定于二十八日（9月13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皇上自四月以来，所有举办新政，莫不先赴太后前禀白，而后宣示，虽假事权，并未敢自专也。每有禀白之件，太后不语，未尝假以辞色；若遇事近西法，必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9]

关于这一次冲突，光绪帝本人在9月15日给杨锐的手诏中说：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9月4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但必欲朕及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10]

何以此前光绪帝的各项改革措施，绝大多数都能获得慈禧允准，但一到提出“开懋勤殿”，慈禧就大为光火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光绪帝其实一直都是傀儡，很多看来很激进的变法措施，只要不向慈禧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挑战，慈禧都不妨让光绪帝试试，反正出了麻烦，责任是光绪帝的，办好了慈禧则坐享其利。但开懋勤殿却完全不同，它意味着光绪帝要建立自己名副其实的权力中心，而把慈禧操纵的原班人马撇到一边，这当然是她决不能容忍的。

至于说慈禧“不愿将法尽变”，确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她当时就完全反对变法；而且，结合实际情况来看，慈禧持此态度，实亦不无道理。

光绪帝锐意变法，精神固然可嘉，但他的政治经验不足，很多变法措施未免操之过急。试以因慈禧提出异议而不得不删改的裁冗上谕为例，裁汰冗官，固然是当务之急，但亦必须统筹全局，妥善安置，骤然实行“休克疗法”，必致人心瓦解，社会动荡。事实正是如此，在下诏裁官的同时，并未指示任何善后办法。有当事人记当时情况，谓“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动，颇有民不聊生之戚。”^[11]由此看来，慈禧对此谕旨之过于操切提出异议，并无不妥，实际上，经修改后的裁冗谕旨仍然过激。

诚然，戊戌政变后，慈禧把绝大多数的新政废除了，与她在变法初期赞同新政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但这是不难理解的：慈禧本来被康有为的建议“感动”，愿意尝试新政来挽救自己的危亡。到头来，她竟发现康有为企图通过新政从她手上夺权，甚至要派兵围颐和园，要她的老命，而发明西法的洋人又公然干预中国事务，公开庇护和救援康党，更令她怒不可遏。在如此巨大的心理冲击下，她转而对新政恨之入骨，下令废除，正是情理之事。

不过，废除新政之后，慈禧就要重新寻求自强的法宝了。这样的法宝不久就找到了，那就是义和拳的“神术”。多次耳闻加上一次目睹之后，慈禧对“神术”深信不疑。采用义和拳的“神术”，既能御外侮，救危亡，又不必改变中世纪的宗法统治及其全部价值观念，比起采西法自强，自然理想得多。直到惨痛的事实证明“神术”不灵，她才醒悟过来，恼羞成怒，下令对“拳匪”、“痛加剿洗”。从1901年开始，戊戌变法中的各项改革又一一复活了。不同的是，戊戌变法中的措施绝大多数都未及实行，这一次却基本落实了，而且很多方面都较戊戌时更为激进，甚至连行立宪、开国会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可惜此时国家已元气大伤，人心丧尽，这一切都无补于事了。

庚子浩劫之后的一整套新政，当然不表示慈禧已是改革派，甚至不表明她变得开明了。在内心深处，慈禧却仍是丝毫未改。她之所以推出新政，与其先是镇压义和拳，随后又加以支持，最后仍残酷镇压一样；也与其戊戌年间先是支持康党的主张，其后又捕杀康党一样，同是巩固自己权势的应变措施。

不过，慈禧这种“务实”的态度，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即：如果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不试图去触动慈禧的权力，而是借助她的权力去推动变法，那么，戊戌维新取得较大的成果，避免后来的悲剧结局，并非不可能。故王照谓：“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此策曾于余之第一奏折显揭之，亦屡向南海（康有为）劝以此旨，而南海为张荫桓所蔽，坚执扶此抑彼之策。”^[12]其他人也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13]

既然慈禧本来不是维新的障碍，康有为为何不听王照的劝告呢？此中另有原因。

早在1895年6月间，康有为就曾表示：“然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按：张柬之废武后，扶唐中宗复辟），新政必无从办矣。”^[14]1898年7月8日，文悌上《严参康有为折》，谓“康有为又曾在奴才处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奴才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乃杨深秀旋即便服至奴才处，仍申康有为之议。且奴才与杨深秀初次一照，杨深秀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则是杨深秀为康有为浮词所动，概可知也。”^[15]

《康南海自编年谱》亦记此事，谓：“时御史文悌素托大言……劝共联人乾清门，伏阙痛哭，请拒俄变法……乃为文悌草折。及彼上时，自改请令使俄办之，若不许，则自刎俄人前。”^[16]文悌的《请拒俄联英折》是1898年3月26日递上的^[17]，而俄舰入旅顺湾，占据旅大，事在1897年12月15日，文、杨之谈话，当在此两日期之间。

至其具体内容，因事态严重，文悌未公开，当系拟待召对时再密奏，倒是梁启超透露了一点真相（当然经过歪曲）：

御史文悌满洲人也……经胶旅后，虑国危……适同侍祠，竟夕语君（杨深秀）宫中隐事……因慷慨诵徐敬业《讨武氏檄》“燕啄王孙”四语，目眦欲裂。君美其忠诚，乃告君曰：“……若有志士相助，可一举成大业，闻君门下多识豪杰，能觅其人以救国乎？”……君告先生（康有为）以文有此意，恐事难成，先生见文则诘之，文色变，虑君之泄漏而败事也……乃露章劾君与彼有不可告人之言……政变后之伪谕，谓康先生谋围颐和园，实自文悌起也。^[18]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亦记：

深秀尝与文悌值宿斋宫，尽闻宫中隐事，夜半奋髯起曰：“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宾王）矣。”^[19]

梁、胡政治立场相反，而所述大体相同，可证确有其事。另据记载，杨深秀还对文悌说：“此时若有人带兵8000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20]

类似的话，他大概对其他人也说过，故又有记载谓：

深秀以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21]

以上资料表明，康有为其实早就有意推翻慈禧的统治，并向杨深秀透露其意图。而“杨深秀为康有为浮词所动”，百日维新开始前数月，就已着手物色“围颐和园”的人选了。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6月16日，召见康有为。“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及叩尊君权之道，则曰非去太后不可。”^[22]按常理说，康有为既然“感动”了慈禧，又蒙光绪帝召见，通向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之路应该畅通无阻，那个扮演张柬之的行险侥幸之计，应该束之高阁了。但事实不然。首先是因为康有为鼓吹“孔子改制”，俨然以“后世素王”自居，以此深为朝中高官厌恶。翁同龢、孙家鼐都是支持维新、保荐过康有为的权臣；然而读过《孔子改制考》后，都对康有为印象大变。翁同龢说：“此人居心叵测。”^[23]孙家鼐则指康有为“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24]，其他本来就深恶康有为的徐桐等人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想凭正常途径升迁谈何容易！事实上，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梁启超都一直屈居下僚，开制度局或懋勤殿以夺取权力的方案又屡被慈禧否决，要飞黃腾达，只有寄望于军事密谋。另一方面，康有为本性喜动不喜静，没有按部就班，等待升迁的耐心，非要惊世骇俗，“一举成大业”不可。慈禧是否赞成变法，已并非康有为要考虑的问题了。

要“一举成大业”，关键是“渐选将材以得兵权”。^[25]康有为的首选是袁世凯，康自称：“先于6月令徐仁禄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26]叙事不实不尽，为康氏特色，王照所说，就大不相同：

在袁氏奉诏来京（按事在9月14日）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嗣同）、徐莹甫（原注：子静名致靖；莹甫，子静次子仁镜也）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亭（士成）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余始终坚辞，曾有“王小航（照）不作范雎”语（按：范雎说秦王除太后党）。……世人或议世凯负心，殊不知即召聂召董，亦无不败。……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原注：义甫名仁录。按：即康有为所谓“徐仁禄毅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原注：某太史今之大伟人。按：指徐世昌），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27]

王照提及的“召董”之议，亦见于其他记载。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谓，谭嗣同“密谋招袁世凯入党，用所部新建军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遂锢之，……以告梁启超、林旭，启超称善，旭言袁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召董福祥，嗣同不可。”^[2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谓：

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林旭）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29]

此诗并见于《晚翠轩集》及《闽侯县志》，惟略异，《闽侯县志》并指出“千里草指董福祥”。^[30]又魏元旷《坚冰志》亦记：“谭嗣同以袁世凯可属大事，谋使以兵劫颐园，先行废弒，乃临朝堂大诛拒命者。林旭以诗止之曰：本初健者莫轻言。”^[31]

又毕永年记：八月初一（9月16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

9月19日，毕又问谭：“袁究可用乎？”谭答：“此事我与唐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32]可见召袁之计出于康而非出于谭，与康之自述相同。胡、魏所记不确。

由上述资料可知，康党在百日维新期间，曾在袁、聂、董三人中考虑选择一人执行“围园”使命，袁态度暧昧，但聂、董更难利用，故最终还是选定了袁，而有召袁入京，夜告密谋之举。与此同时，康有为又劝诱湖南哥老会首领毕永年随袁世凯军行动，往颐和园捕杀慈禧，毕永年窥破康有为居心不良，“彼欲使我为成济也（按：司马昭遣成济弒魏主，旋杀成济灭口）”，拒绝从命。^[33]袁世凯当然也不愿意做“成济”，遂告发康党密谋，引发了戊戌政变，结束了百日维新。

康党在劝诱袁、毕参与行动时，声称“太后欲于9月天津大阅时弒皇上”，康、梁逃到海外后，对此更是大肆渲染。实则无稽之谈，当时人所作的《戊戌朝变纪闻》说：“夫太后、荣相（禄）每以为此其时也，可以废立矣，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故知断非来天津行废立也。”^[34]可谓一语破的。胡汉民的分析更是淋漓尽致：“康有为说戊戌变政，都因皇太后不爱变法，恼着皇帝独断独行，一般满州（洲）旧臣，更吵闹着要杀皇帝’所以太后就借天津阅操为名，要把光绪来杀。……这些话，说得实在没道理。且不说光绪皇帝要维新变法，于太后身上，没有好大的防（妨）碍：太后未必找他晦气，找他晦气未必就要他性命，就使真个要他性命，宫闱之内，何事不可做？皇太后如果真个要害皇帝，一服砒霜也就够了。再不然，弄个太监，叫他把皇帝害了，然后再把这太监杀掉，归罪于他，仿照那司马昭成济的故事，也得干净。他为甚么要到阅操的时候，带他到天津方去下手？他既知皇帝不是明明犯着死刑的罪犯，杀他时候是不能与众共之的。……皇太后要照康、梁的话，当着六飞出狩的时节，千兵万马的场所，拿光绪皇帝杀了，这叫做什么玩意？……谁个肯信这话？我们只把天津阅操，皇太后要杀皇帝这话一想，便觉康有为扯谎，露出老大的破绽。这句话既假，其余都是假的了。”^[35]所谓光绪帝令康有为救驾的密诏，即出于康有为的伪造，王照和胡汉民均曾指出^[36]，今人房德邻论证更详^[37]，不赘。

又近十余年来，屡有人提出戊戌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其主要论据都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或谓袁到天津见荣禄告密后，因要筹商“保全皇上”之策，故拖延至次日“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之后，尚未报告慈禧：或谓袁到天津已晚，当夜不可能及时报告慈禧，对利用火车或电报传递消息的可能性，却未提出有足够说服力的论据就加以否定。其实，这些都只是论者自己的引伸，并非袁的原意。袁明明说：“区区此心，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亦人臣之大义。”^[38]显然在夸耀他对促成政变的作用。更何况《戊戌日记》未可尽信，袁9月18日晚已获悉康党密谋，9月19日，慈禧由颐和园回宫，同日荣禄亦化装入京。这至少可说明袁世凯在9月20日回天津之前已有可能向荣禄或慈禧告密。而且，袁与康党一直有联系，政变前又受到光绪帝不次擢拔，政变后不仅未受惩处，反而青云直上，如果他不是及时告密，立下大功，就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因此，袁告密与政变无关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本来，如果康有为确有本事捕杀慈禧，独揽大权，推行激进改革，虽不免造成较大的社会动荡，仍不失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转折点；无奈其人虽抱负过人，尤擅鼓动，却一缺实力，二乏政治手腕，远不足以完成这一计划，徒然因此而葬送了戊戌维新。(www.xing528.com)

戊戌维新失败，被斩首的“六君子”固然不幸，无辜受牵连的杨锐、刘光第尤为冤枉，而光绪帝、慈禧、清王朝以至整个中华民族亦无不深受其害。最大的受益者则是康、梁。康有为从此声称自己是“奉密诏劝王”的“帝师”，招摇于海外，聚敛爱国华侨的血汗钱，面团团作其富家翁；对从其号召，在国内举兵劝王的唐才常等人，却自食其言，不予接济，坐视其因此而败亡。“唐才常死了，他（康有为）还报销了几十万巨款。其实，唐才常一帮人，用不到三、四万银子，就是邱菽园一笔，也就够做十倍八倍。所以后来邱菽园登报，攻康有为，康有为不敢驳论；他的门生党人，也没有驳论。”^[39]

严复说：“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未必生衅。……而康乃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阻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40]揆诸事实，何莫不然！

〔刊于《〈近代中国与亚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5年版〕

【注释】

[1]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页。

[2]苏继祖辑：《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2、331页。

[3]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4页。

[4]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3页。

[5]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7—148页。

[7]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8页。

[8]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

[9]苏继祖辑：《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　《戊戌变法》（一），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2页。

[10]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1—92页。

[11]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5页。

[12]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页。

[13]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1页。

[14]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3页。

[15]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8页。

[1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142页。

[17]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

[1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60页。

[19]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

[20]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

[21]陈声暨：《陈石遗先生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8页。

[22]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1页。

[23]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2页。

[24]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1页。

[25]康有为：《覆依田百川君书》，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8页。

[2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160页。

[27]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360页。

[28]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7页。

[2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30]陈衍：《闽侯县志》，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31]魏元旷：《魏氏全书》，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页。

[32]毕永年：《诡谋直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2—4页。

[33]毕永年：《诡谋直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2—4页。

[34]苏继祖辑：《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　《戊戌变法》（一），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6页。

[35]胡汉民：《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之演说》，《胡汉民先生文集》（第一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35—36页。

[36]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3页；胡汉民：《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之演说》，《胡汉民先生文集》（第一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37页。

[37]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8]袁世凯：《自书戊戌纪略后》，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5页。

[39]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9页。

[40]严复：《与熊纯如书》，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