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中的国民党左派-《粤海史事新说》简琴石

1926年初，简琴石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参事，旋又就任实际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商民协会主席和农工商学联合会总务部主任，一度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有关情况见诸《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所载《中央对于广东市民运动议决案》。该文件指出：“广东的市民运动可以用现在农工商学联合会为基础……要增加左派商人的势力，方能保证这一联合战线有革命的意义。”“地方的民权运动（市民运动）之联合战线里，固然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组织必须自己充实群众的力量，实际上取得领导地位；然而同时必须中小商人群众有较巩固的组织及势力，然后工农方能联合他们以反对大商买办及土豪劣绅。所以商民协会的组织非常重要……我们对于商民协会的指导，当然是经过国民党，并且使商民协会成为同情于我们党的团体。”在其附件《广东区对于工农商学联合会问题的报告》中，更是突出地提到简琴石。

《广东区对于工农商学联合会问题的报告》由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子）拟稿。文中“最初成立时的情形”记：“简琴石那时很想把农工商学联合会弄成各界一个有力的团体，在各县组织分会。他这个意见最初就同我说，我答复他要迟一点，他也就没有提出。”又记：“分工很简单，仅总务及宣传两部，总务部主任是简琴石，副马伯年，宣传正主任就我，副梁培基。”在“目前的情形”中说：“简琴石不是那个商会的，他自己便是称自由职业者……从前商界有冲突，就是反对简琴石……因为简那时对于商人的策略很不好，以为一方面是国民政府参事，一方同工农领袖都很拉拢，所以便看不起商人，骂商人。后来我们暗示他不能这样，又改变了些……最近简琴石的政策已变了一下，较以前的情形便好一点。”在“结论”中说：“在商人方面，现在的简琴石虽然是一个领袖，还是不能完全代表商人，因为他没有加入商会，没有群众，并且过去曾有错误，商人对他都不满。”“我们现在要作农工商学联合会运动，应当有个共同的政纲，才能号召各界参加这个运动……有了政纲后，一方面要从事宣传，一方面可找简琴石、陈其瑗等重要分子商量一下。”由此可见，当时简琴石政治面目相当激进，与共产党人和工农领袖靠得很紧，以致引起商人的反感。陈延年一方面视其为重点依靠对象，同时又针对他对商人的过左策略提出批评。足见此时的简琴石，是个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国民党左派。

1926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地方党部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18日，通过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提出的《请汪兆铭销假案》，并以联席会议名义致电汪精卫，谓：“经全体一致决议，由本会迅电请公即日销假视事……由本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四同志，即日前来欢迎，务乞眷念党国，立即移驾回粤。”（《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四人中的前三人，均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简琴石能与之比肩，亦足以反映其政治立场与声望。(www.xing528.com)

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谭天度在简琴石的资助下逃离广州，避难香港；其后假道上海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褚庆喜、赵维：《世纪老人的香港情结》，《世纪》1997年第6期）。同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港英当局配合国民党追缉共产党人，中共广东省委指示港澳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要化整为零。于是共产党员杨士曼经简琴石介绍到广州颐养院工作一年，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珠海市人物志》）。

作为国民党左派，简琴石在大革命失败后不顾个人安危，掩护谭天度、杨士曼等共产党员脱险并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无愧为共产党的挚友。他本人随后虽因环境恶劣避居上海，寄情于篆刻书画，但亦未忘情政治。1929年，简琴石前往越南（他出生于越南）、新加坡，发动因反对蒋介石而被蒋记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的国民党员另组安南总支部及各分部。终其一生，此政治立场从未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