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活动在我国北方蒙古草原上的民族主要是匈奴，匈奴人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狩猎和农业作为畜牧业的补充而存在。
（一）畜牧狩猎业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徒，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具有以畜牧狩猎为本业的经济传统。
畜群是匈奴人财富的主要部分。他们的衣食及其他生活日用品多取用于牲畜，“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牲畜的乳制品“湩酪”也是匈奴人喜好的饮食。[187]匈奴畜产之多，史籍有不少记载。汉高祖六年（前201）“匈奴大攻围马邑”时，40万骑兵列阵，“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騂马”。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出云中以西天陇西击匈奴，得“牛羊百余万”。[188]元朔五年（前124）秋，卫青出高阙击匈奴右贤王，得“畜数千百万”。[189]可见匈奴畜牧经济之发达。
匈奴畜产大多私有。本为汉使后投降匈奴而赐号称王的卫律自称有“马畜弥山”。[190]汉文帝时，中行说降于匈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191]大概自此之后，匈奴国家才开始控制和掌握民间私有畜产。
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狩猎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自幼习事射猎，“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免：用为食”。射猎是匈奴人基本“生业”之一。
（二）农业
秦汉时期匈奴人已经有了农业经营。《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霍去病部队追击匈奴，“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可见匈奴已知储粮以备急用。《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杀汉降将贰师将军李广利，“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谷稼不孰”使最高统治者恐惧，说明匈奴已改变先前无“耕田之业”的传统，而开始重视农耕生产。
《汉书·西域传》载，汉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汉宣帝即位，派遣五将军率军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这是匈奴在有条件的地方驻军屯田的明确记载。又《汉书·匈奴传》说，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屯田军土多达2万以上，可见匈奴屯田规模之大。(www.xing528.com)
随着大批被掳掠的汉人进入北方草原沦为匈奴人的耕奴，汉人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草原地区的传播，[192]农业逐渐在蒙古草原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漠北匈奴墓中出土了大批铜铁器，有汉人惯用的铁镰、铁铧等，表明蒙古草原地区的农业已使用铁器。草原地区的农业得到初步开发。但在匈奴经济生活中并不占主体。
（三）手工业
秦汉时期匈奴的手工业具有了一定规模。匈奴铁器出现于战国早期或稍早，[193]器型有小刀、鹤嘴斧、短剑、马衔、带钩、牌饰等，具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这表明匈奴人已经能在本地生产铁器。除在180多个匈奴墓出土的铜铁器外，还在诺颜山出土了匈奴铜铁器，并且多是模仿汉式铸造。[194]伊沃尔加古城遗址的发现说明匈奴社会存在着定居成分，[195]这促进了匈奴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从匈奴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看，青铜器的数量较多，工具有刀、斧、凿、锥等；武器有短剑、鹤嘴斧、镞、戈等；车马具有马面、衔、铃、车轴头等，还出土了各种青铜装饰品、动物形牌饰等等。[196]
在此基础上，匈奴的造车技术相当高，车辆成为其生活中的重要工具，但蒙古草原上的铁器主要来自中原。匈奴的皮革制造业和毛织业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四）商业贸易
蒙古草原与中原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即使在匈奴与汉王朝对峙时期，双方也进行互市，互通有无。匈奴从中原购得大量铁器与生活用品，而中原从匈奴输入大量马匹，使中原地区牲畜奇缺的状况逐渐改变，为中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畜力，并增强了西汉的对外征战能力。匈奴降汉后，汉匈之间的朝贡与回赐也明显增加，丰富了各自的物质生活。
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前后，匈奴内乱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附汉，入居塞内；北匈奴退居漠北。91年在汉朝的屡次打击下，北匈奴无法在漠北立足，于是举部西迁中亚。蒙古草原东部的游牧民族鲜卑人乘势进入匈奴故地，收并了留在草原的匈奴遗部，也继承了匈奴文化的成分，自此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呈现鲜卑与匈奴文化杂糅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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