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挫折引导人生转向

入仕不久，王阳明还只是观政工部，也就是在工部实习的时候，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边务八事》。《边务八事》不仅仅谈论边防，还直击官场弊政。弘治皇帝朱祐樘是明代历史上一个比较勤政的皇帝，与文官政府的关系也比较好，被视为“中兴令主”，而弘治年间也一向被视为承平的治世。然而，王阳明却对当时的吏治感到隐忧。在他看来，虚伪、因循守旧而不思进取、结党营私是当时官场最突出的陋习。他说：“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王阳明还认为，朝廷大臣的嫉贤妒能和结党营私，比地方叛乱的危害还大。官场习气不好，士风就会因之败坏，士人就会追名逐利，虚伪相待。看得出来，即便是很现实的谏疏，王阳明所针对的依然是人心。他没有过多地讨论当时的政治现实或者制度的弊病，或者是因为他认为人心陷溺才是最危险的。但是，上疏会有效果吗？自然没有。要让官场上下改变自己的作风，是封建官僚们做不到的。

上疏言事得不到皇帝的重视，让王阳明多少有点失望，但更大的挫折还在后面。王阳明很快又卷入另一场政治风波当中。王阳明受刘瑾打击之事，《明史》的记载很简单：“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正德元年，即位不久的明武宗朱厚照宠信宦官刘瑾等人。刘瑾等人在正德皇帝做太子时就小心侍奉，故深得皇帝宠信。八名宦官引导皇帝逸乐，时号“八党”。这引起了内阁大学士刘健等人以及文官集团的不满。他们请求驱逐刘瑾等人。然而，斗争的结果，是刘健等人请求退休养老，而刘瑾成功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获得更大的权力。这引起了言官们的不满。南京科道官戴铣等人上疏切谏，请求挽留刘健等人。正德皇帝见到奏疏后大怒，命令将戴铣等人逮系诏狱，施以廷杖，而后除名。王阳明当时虽然只是一名正六品兵部主事，且无言责，却也按捺不住，要上疏为戴铣等人争个是非曲直。他向正德皇帝上了一疏，说：“我听说君仁则臣善，像大舜之所以伟大，正在其能隐恶扬善。戴铣等人居谏官之职，以言为责。他们的话如果是对的，自然应当嘉纳；如果不对，亦宜包容隐覆。”这篇文集中标名为《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的奏疏，并无慷慨激昂之气，只是一篇委婉劝谏的文字。即便如此，这一奏疏仍是引起了刘瑾的不满。于是，二十四岁的王阳明被投进了诏狱。(www.xing528.com)

不久，王阳明自狱中提出，廷杖四十，被贬到了贵州龙场驿（今贵州省贵阳市西北修文县境内）去做一名驿丞小官，遭受仕途中第一次重大打击。三年后，他从龙场驿丞起复，出任江西吉安府庐陵知县，虽然当时刘瑾依然在把持朝政。孟子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如果不是因为政治上的挫折，从容地在宦途上平稳地走着，辅以其超出常人的才华与文学，王阳明在正、嘉年间也许会是像李梦阳、康海这样明代文学中“前七子”那类人物。挫折将他甩入另外一种体验中。因此，龙场孤寂忧难的三年，对王阳明而言是转折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