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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腾冲大战前夕的壮丽景象

时间:2023-10-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1月,第20集团军从洞庭湖畔移师滇西,与此前担负怒江江防的第11集团军一并纳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在这个日军心腹据点,若能抓捕或斩杀几个日军,对猖狂的日军是一个有力回击,对日夜盼望收复国土重返家园的腾冲民众,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昭和十九年2月,我们告别遮放驻地向最前线的阵地腾冲开进。行军三天,最后平安地进入了目的地腾冲城。腾冲自我军占领以来

1944年,腾冲大战前夕的壮丽景象

(参阅附图34、附图35)

在当地史料记述中,1943年是腾冲日伪势力甚嚣尘上、最为猖獗的一年。

在实施多次“扫荡”、“讨伐”后,我抗日力量终于被逐出怒江以西。尽管如此,日军因对我军反攻企图掌握较详,对未来局势发展尚心存几分惕厉之心。因为,即便是看来取得巨大战果的“甲号讨伐”,也不过是即将以第15军主力转向前途未卜的英帕尔作战之前的“回光返照”;加之,10月下旬我驻印军已从印度雷多进入缅北,对盘踞胡康河谷的日军第18师团发起攻势。11月,第20集团军从洞庭湖畔移师滇西,与此前担负怒江江防的第11集团军一并纳入中国远征军序列。此后,滇西日军绝不会再有如“甲号讨伐”般丰厚的兵力,以应对江东我摩拳擦掌的两个集团军的十万精锐。

但在对形势缺乏感知的大批奸伪人员和一般顺民眼中,似乎好日子已臻高潮段落。在抗日县府仍驻腾北期间,县长张问德着眼于“沦陷区域能保留若干人力及物力,以致我将来反攻之用”,以职责身份与腾冲乡亲兼而有之的心情,曾一次次苦口婆心地向伪政府人员和艳羡靠拢敌势力的一般庸众发出警告和劝慰,令其作恶有度、多想后路,最好是迷途知返、立功赎罪,然仅取得差强人意之效。对此,张问德在其报告中记述:“对于群伪,亦期望能不苦无辜民众,以其现有地位,予我之谍报工作以便利。故曾历次发布告书,希望觉醒,收效虽不如预期者圆满,然已能达到些微目的矣。”[1]

至于铁杆汉奸、日军宪兵队便衣队长杨吉品之辈,则死心塌地沿着惯性继续穷凶极恶而醉生梦死,仿佛其思维系统中不存在“未来”的概念。时年八九岁的腾冲和顺少年尹文和,多年以后仍难忘彼时的情景:

1943年正是日寇、汉奸活动最猖獗的时候。他们得意忘形,于中秋节到和顺财神殿唱戏,摆赌场,设烟馆。一些富家子弟被引诱去赌钱,最后现钞和金银首饰都被杨吉品拐去。有天晚上杨吉品竟登台唱《薛平贵回窑》,出场时有意把照明的汽灯光线减弱,做把式时,两手戴满金刚钻、红绿宝石戒指,显示其荣华富贵。[2]

但是,1944年农历春节刚过,近在腾冲城北3公里的蜚凤山上发生的一桩离奇“血案”,为正在城内享受“太平年景”的日军和汉奸们心头蒙上了一层不祥阴影。

据刚刚从湖南开抵滇西弥渡的第53军第116师搜索连下士班长蔡斌回忆:

1943年阴历十二月,张问德县长派人到弥渡53军军部驻地汇报腾冲敌情。军部为摸清腾冲日军情况,派了一个侦察班和116师搜索连一个步兵班,组成一支远距离袭击队,于12月下旬乘车到达保山瓦房街,秘密渡过怒江。在腾冲抗日便衣队配合下,进入到腾冲城北的蜚凤山捕捉敌人。

蜚凤山是日军在城北的重要据点,山下为腾北公路,为连接西三练和腾冲的咽喉之地。山上构筑了日军工事,明碉暗堡遍布山头,并有重兵驻守。在这个日军心腹据点,若能抓捕或斩杀几个日军,对猖狂的日军是一个有力回击,对日夜盼望收复国土重返家园的腾冲民众,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1944年春节过后两天(据查春节为1月25日,则此日为27日),袭击队在草坝街一位居民带路下,夜里10点到达尹家湾的绅士尹真廷家,详细了解蜚凤山日军的工事布局、火力配备、人员生活乃至岗哨换班等情况。为了慎重,半夜又转到后屯陆小鬼(真名已忘记)家了解。经过反复核实,敌情已较清楚。经过研究,决定由我们这个步兵班担任掩护,由侦察班的五个弟兄上去摸敌。万一抓不到活的,也要砍死几个,要求把人头割下来,回去交差。

(28日)凌晨3点,我们摸到敌人铁丝网外的一道土坎下趴着。规定联络信号和撤退道路后,五个担任捕捉的弟兄前进了。

夜很静,没有一点声音,天气也很冷,我们把子弹上膛后,随时准备战斗。到了3点40分,几个人影一闪,五个弟兄下来了,每人手里都提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我们顾不得询问根由,便马上撤离,顺打苴的山间小路返回。一路上,侦察班的弟兄们才把经过告诉我们——

凌晨3点半他们悄悄摸上山后,在一冢大石头坟前发现一名日军岗哨,正在打瞌睡。这个日军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会从遥远的弥渡县奔来袭击他们,毫无警惕,把枪夹在双膝之间。侦察班的弟兄趴在地上看了好一会儿,不见他动,便抓了把泥土撒过去,日本兵还是不动,真的是睡着了。这时,五个人一跃而起冲上去,一个弟兄手起刀落,从这个日本兵的后脖根砍下去,头和身子就分了家。另一个弟兄忙用铁丝往下巴骨上一穿,像提个大鱼头似的提起来。与此同时,其他三个弟兄一闪身冲进了暗堡内。

这冢大石坟下是日军修成的一个大地堡,里面摆了两张床,每张床上颠倒睡了两个日本兵。三个弟兄冲进去后,看到三个日本兵睡得正香,他们便用电筒射着日军的脖子,同时一齐下手,将三个日本兵的头砍了下来。本来打算活捉剩下的那个日本兵的,但他已经惊醒了,睁开眼见三支电筒射来,知道不好,就提起被子将头一捂,却把光溜溜的肚子露了出来。一个弟兄用尖头大砍刀狠狠地往他的心口戳进去,这个日本兵来不及叫一声,就把头耷拉在床边上,一个弟兄顺势一刀,就把头砍了下来。三人从腰间抽出准备好的铁丝,一个个将人头的下巴骨穿了,走出暗堡,会同了暗堡外警戒的两个弟兄,便飞下山来……

天亮时,我们到了打苴乡的龙家营,从一户老百姓家要来几只口袋,把头装了,往肩上一搭。走在路上,老百姓还以为我们是做什么买卖的。

待到日军疯狂地在附近村寨搜查报复时,我们已经渡过怒江回到瓦房街。[3]

日军方面关于此一时期敌我形势的感受,在时为第56师团卫生队上等兵吉野孝公战后所撰《腾越玉碎记》中,也留下了画面感颇强的个人记忆:

怒江对岸,敌人的行动突然变得活跃起来。重庆军打着“夺回云南”的口号,已渐渐完成了反攻的准备。迫于这种严峻的形势,我们驻遮放卫生队也因被编组到前线部队里而开始忙碌起来。

我也被编到最前线的腾越守备队的附属部队里。昭和十九年(1944年)2月,我们告别遮放驻地向最前线的阵地腾冲开进。我们是一支由卫生兵、担架队、车辆中队、大小行李队、本部及后勤等各队人员集中起来后组成的小部队,有五六十人,基本上属非作战部队。

从遮放出发后,途经芒市,在龙陵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渡过龙川江之后,由于情况变得严峻复杂起来,我们一路上高度警戒着途中的敌情。行军三天,最后平安地进入了目的地腾冲城。

腾冲自我军占领以来已有近两年时间,治安已趋于稳定,是一座充满和平宁静气氛的城池。城内住户的屋檐下,梅花桃花争奇斗艳;城外的村子里,白色的梨花和红色的木瓜花也互相美丽地映衬着。居民们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和平、宁静的小城不久就要陷入可怕的战火之中,尽管无情的战火大幕已经笼罩了城池周围。[4]

如前所述,自日军“甲号讨伐”之后,腾冲境内我游击力量和活动遭受巨大损失。然而此时在中缅边境地带仍活跃着英军的游击武装,间或潜入我境内对日军实施袭扰。日军第113联队第1大队长武田淑文少佐,记述了1944年4月在盈江昔马镇巨石关附近与一支英军游击队的遭遇战:

(盈江)向西有一个巨石关,在该地附近部落扫荡的菊部队(密支那第18师团代字)三好中队[5]由于大意陷入了埋伏,损失很大,向腾冲方向逃了过来。当时我大队驻扎在南甸(今梁河),征发大米后要运往腾冲,刚好碰上逃出来的三好中队,于是4月9日一起转向巨石关进发。

巨石关在南甸西北方约80公里,是一个大盆地。经两夜露营之后,在三好中尉的带领下到了巨石关。这次与三好中队协同作战,是我任大队长(1月30日到任)后指挥的第一次战斗,我心里暗自下了决心,很是期待。

大队人马在山腰隐蔽,让各中队长在能看到巨石关的地方集合。这里像是在盆子底部展开的一个部落,当时三好中队人马一不小心进入了部落中间,四周山腰上子弹齐射过来,他们拖着战死、负伤者逃了出来。我与各中队长一起重新研究了地形,派遣便衣前往部落内部侦察,同时利用炮队镜观察敌情。(www.xing528.com)

是不是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行踪呢?部落里面连一只猫的动静都没有,山的四周也看不到敌人的影子。因为派遣普通的便衣容易暴露,于是化装成了商人队伍。中队长特别嘱咐便衣队长,要找勇敢的便衣执行命令。我一边听着三好中尉介绍情况,一边等候便衣的消息。

便衣下山的时候,附近山顶上出现了敌兵的身影。第2中队派遣的便衣用毛巾裹住脖子以便与敌人区别,又把枪支伪装成扁担扛在肩上继续前进。我决定先攻击山顶上的一伙敌军,命令第2中队乘着夜幕出击,我身先士卒冲了上去。

第2中队第1小队的光井好直中尉勇敢地突入敌军,不久该小队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同时无线电报告捕获了一名懂日语的美国人[6]和一些兵器。为了解第一手敌情,我让他们把美国人带到本部来。不久兵器和一些降落伞包被带过来了,但不见美国人来,原来小队长在点蜡烛的时候引来了敌军的射击,让美国人给跑了,真是遗憾。

为确保大队突入敌领地,顺便侦察敌情,我决心继续扩大战果。天亮时,对部落的扫荡也结束了,部队主力进入了部落内部。在侦察部落附近的敌情时,捕获一名当地土民。土民告诉我们,右山脚下有一个二三十户的部落,那里就是敌人的总部。土民带领我们突袭了那里,但是一个人也没发现,我们烧了那里后无功而返。

第二天早上,山顶落下了阳光,这时候听到了西面传来爆炸声,于是让部队隐藏起来。一架敌机飞了过来,在部落上空盘旋,也许他们不知道部落已被我们占领,似乎在想办法联系他们的部队。我这样想着,让便衣挥动手帕向战机招手,也许是此信号跟他们的联络信号不一致吧,敌机向对面的山顶飞去了,在山顶盘旋了一会儿,投下了白红绿各色的降落伞。

我判断那里就是敌人的总部,下达了攻击命令,并要求各中队在攻击的同时注意降落伞投下的东西。第一线两个中队像是登山竞赛一样冲了上去,发现了山顶的敌军,机关枪中队也过去支援,我从望眼镜中确认有两三名敌人被击毙。

两个中队到达山顶击退了敌军,并且拿到了降落伞包,里面有七八支自动步枪。据俘虏供述,山的反斜面坡下有一座兵营,里面有廓尔喀兵,[7]还有英国军官。于是我下决心要攻击那里。虽然越过山顶已是友邻师团(指第18师团)的战斗地境,但是既然获得了这个情报,我就不能就这么返回,还是决定要勇敢地出击。

由俘虏带路,在山反斜面的半坡上看到了敌人的兵营,周围是兵营的平房宿舍,有做饭的炊烟升起。我召集各中队长,让把部队隐藏起来,开始侦察敌情。有五六名敌人向我们走过来,我派遣侦察兵上去对付他们。两名印度兵被俘,其余的跑掉了。拷问了这两名俘虏,知道了当前敌军的情况。

傍晚,我下达了攻击命令,以第3中队向右,第2中队向左,一齐发起进攻;由一名廓尔喀兵当向导,我随第3中队一起前进。离敌人宿舍五六十米的地方,被敌人发现了,并发出照明弹警报,顿时战场变得像白天一样明亮。两个中队一口气突向敌军兵舍,敌军从兵舍的左入口逃出,第2中队正好在这里突入,敌我展开了白刃战。

当我进入兵舍的时候,见第2中队长原口九十九中尉浑身是血、军刀折成了两段,跑过来向我报告。他左手鲜血直流,被敌兵的刺刀刺伤了;军刀是劈砍到敌兵的枪管时折断的。第1小队长光井好直中尉(中学教师、剑道六段)在白刃战中得心应手,一连砍翻了十五六名敌人。

打扫战场的时候,缴获到通信器材、兵器、马匹,俘获白人两名,廓尔喀兵死者很多;我方仅有两三名受伤。就这样给三好中队报了仇,捆着两个白人回到了腾冲,我军士气益加昂扬。为了打击当地土民对白人的崇拜心理,还押着两个白人在城里游街示众。

把捕获的白人俘虏和此前缴获的降落伞包送交师团司令部,并做了详细汇报。松山师团长致电对我们褒扬有加:“在大队长卓越的指挥以及部下官兵奋战之下,追击敌于其他师团管辖范围,并予以歼灭,本师团长甚感欣慰。大家辛苦了!”[8]

据干崖土司兼游击第一支队长刀承钺记述:盈江坝区沦陷后,该部先转移至西山游击,后转至昔马欲谋求盟军方面的接济,并常与陇川支队配合深入缅境袭扰。“(1944年)三四月间,敌数千人,数度猛攻昔马,第一独立大队长张奋东阵亡,全部死伤十之七八。幸灰河、昔马硔等处有美军工作队及山头部队(即克钦人武装),拿婆有英军游击队,曾一度派飞机9架助战,炸敌于昔马街”[9]——这一记述,即发生于武田少佐所述战事前后。另据亲历者回忆,此期间一架美机降落于灰河附近,遭日军炮击焚毁,飞行员被日军捕获,以铁丝穿锁骨带走。此后美机连续轰炸昔马予以报复,但此时日军已经撤离该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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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问德:《腾冲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度工作报告书》。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300页。

[2] 尹文和:《少年遭国难——腾冲沦陷时期片断忆旧》。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235页。

[3] 蔡斌(口述),段培东(整理):《斩寇记》。据《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第100页。

[4] [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第12页。该书为作者自印本,龙陵旅游局金明于1991年7月译为中文本,书名为《一个日本战俘的回忆——腾冲“玉碎”记》,作为1994年6月在云南保山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场学术讨论会资料。本书引用时对译文略作校订,标注原书页码。

[5] 很难设想18师团部队遭挫后不逃往密支那而逃向56师团辖区腾冲,笔者怀疑武田淑文为维护本师团体面故意将该中队记为18师团所属,据查第148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亦称三好中队,中队长三好正生中尉。

[6] 据推测,这支混杂着英美军官的部队,可能是英军136特种部队(Force 136)辖下的“克钦征用军”(kachin levies)或由艾夫勒(Carl F. Eifler)少校率领的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101分遣队所组建“克钦游击警”(kachin rangers),该两部自1943年1月起在缅北从事情报侦察和游击活动,其驻地分别在精弄山(清朝我虎踞关地,1898年划入缅境)和邦歪山上。1944年4月初的这次行动,可能系配合中美联军对缅北密支那的反攻准备而为。

[7] 廓尔喀兵,为英军招募的雇佣兵。来自尼泊尔加德满都以西的廓尔喀村,以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及对雇主忠诚而闻名。

[8] [日]武田淑文:《龙の部》。据《ビルマに云南埋もれた战史——镇安街守备队》,第219页。石江辉译文。

[9] 刀承钺1945年1月30日致李国清报告电。据《德宏史志资料》第八集,第92页。

[10] 《盈江抗战文史资料选辑》(六)抗日游击队在昔马,管洪茂、刀一中口述,刀安禄记录整理。据《德宏史志资料》第二集,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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