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族人迁往南洋的社会历史背景

湖坑李氏自从三五郎到当地开基以来，至明朝宗族势力已有初步的发展，入清以后发展更快，^[12]其中以（八世祖）积玉—（十世祖）永佑—（十四世祖）北川这一脉人口增长最为迅速。永佑的长子生有九个儿子，同样的北川又生了九个儿子，这样一来，经过几代人的繁衍，其人口的膨胀速度可想而知，因此从十几世以后，李氏向外移民的人数也逐渐增多起来。

湖坑李氏族人前往海外，从代数看，最早的实例是从十七世开始的。据宫背《湖坑李氏族谱》（以下简称宫背《族谱》）记载：“十七世怀璋，吧故。”这个在吧城（即Batavia，今印尼雅加达）去世的李怀璋是梅轩的裔孙。再往后，十八、十九世前往海外的人数就明显增多，特别是二十世以后更加大量，以下试举几例：

十八世萃社，往安南。

十八世萃吉，生二子往暹罗。

十九世耀湖公，妣陈氏，生二子：长俊明，娶苏氏；次彩明，俱往番。止。

十九世廷秀，生子往番。

二十世舍旺，在吧，生二子。

二十世珍林，往麻六甲番。

上举这六个实例，代表的情况各有不同：第一个例子是十八世祖萃社本人前往安南。第二、三、四个例子则不是谱主本人，而是他的下一代外出。如十八世萃吉生有二子往暹罗，说明外出的是他的儿子十九世；同样的十九世耀湖、廷秀的情况也是如此。与之相反，第五例则是本人外出，但在海外生子的实例，因为它把“生二子”写在“在吧”之后，表达的顺序已明显不同。此外，在上引例子中大部分都载有前往海外的地点，但有的却只书“往番”，具体地点不详，这些只能笼统当作前往南洋处理。

根据以上认识，我们在宫背《族谱》中共检出126个移居海外的个人资料，现分别将情况统计成一表（表1）：

表1　清代湖坑李氏迁往南洋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宫背《湖坑李氏族谱》。

从上表资料可见，湖坑李氏从十七世至二十二世共有126人前往东南亚各地，其中前往暹罗的人数最多，达61个；其次是前往吧城的，37个；接下来分别是北大年、安南、旧港、马六甲等，仅各一两个或两三个而已。此外还有注明“往番”但地点不详的20个。也就是说，历史上湖坑李氏前往东南亚，其移居的地点相对固定，大部分都集中在暹罗和吧城这两个地方。

其实，如果进一步分析就能发现，这种移民的方向性又往往与宗族内部的派别有关。我们曾分别就积玉和梅轩两派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在梅轩派下的22个移民中，全部都是前往吧城的，没有一个移居暹罗；反过来说，在积玉派下的那些侨民中，绝大部分都是前往暹罗的，移居吧城的才有15人，比梅轩的还少。这就充分说明，历史上客家人移居海外往往是同宗族或同派系的人相互牵引出去的，因此他们也相对集中地住在一起。这一方面显示出客家人具有较强的团结性和群体精神，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侨民出国的方式有密切关系。

另外一点，从世代分布的情况看，湖坑李氏移居海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十七世以前，《族谱》内尚未出现族人出洋的记载。十七世才出现1个，接着十八世就有15个，十九世24个，二十世达到53个，为最高峰；再往后二十一世仍有31个，二十二世仅剩2个。二十二世的出洋人数锐减，并不等于族人出洋就此结束，而是因为该《族谱》只修到二十余世就没有接续下去了。但在我们统计的十七至二十二世这个时段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李氏移居海外主要集中在十八至二十一世这一段，仅仅4代人就有123个出洋，占总数的97.6%。

为什么在十七世以后会突然出现族人出洋的高潮？这些人主要生活在什么时候？

在宫背《族谱》中，所有移居海外的资料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出生年月和外出时间，但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加以考证。

首先，从一些人的生卒年份看，该《族谱》对一些较有名望或地位的人都载有清楚的生卒年份，我们从中找出一些相关的例子，略引于下：

十七世参化，公讳际熙，字集赞。生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卒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

十七世参赐，公讳际雍，字集荣。生于崇祯三年（1630），卒年不详。

十七世际茂，字集明，号参宜。生于崇祯十二年（1639），卒于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岁（1706）。

十八世仰文，公乡宾，字定发。生于顺治十二年（1655），卒于乾隆三年戊午岁（1738），享寿八十有四。

十八世秉真，讳占芳，字萃行。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卒年不详。

十九世厚存，生于康熙十三年甲寅岁（1674），卒于乾隆六年辛酉岁（1741）。(www.xing528.com)

十九世恢绪，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享寿七十有九。

二十世文修，讳南英，字德裔。生于雍正元年癸卯岁（1723），卒于乾隆十八年辛[癸]酉岁（1753）。

二十世万春，字林涵。生于雍正九年辛亥岁（1731），卒年不详。

二十一世辅朝，生于乾隆六年辛酉岁（1741）；公庆，生于乾隆十二年丁卯岁（1747）；华兆，生于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岁（1780）；发曾，生于乾隆五十年乙巳岁（1785）。卒年均不详。

二十二世敬亭，生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岁（1769），卒于道光十六年丙申岁（1836），享年六十八岁。

二十三世亮庆，生于嘉庆十二年（1807），卒年不详。

也就是说，上引这些例子，绝大部分都是出生于清朝的前半期，只有个别十七世祖出生于明末。但如果考虑到刚出生的婴儿，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出洋的，因此把生年再加上20年计算，那我们就可以大抵知道，湖坑李氏的出洋（即十七世至二十二世）应该是从清初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乾隆年间或者以后。

此外，我们也可以用科举中式的时间来进行比较。湖坑李氏历史上科举中式的人很多，据我们在宫背《族谱》搜集到的资料，其中考取举人的就有3人、贡生6人、生员47人，此外还有70名捐纳的国学生或者太学生。生员（即秀才）一般是在年轻时代考中的，与出洋人的年龄差不多；而且他们都是李氏的十七至二十三世祖，与我们要考察的这个时段也基本一致，因此可以用作比较。

从表2资料可见，李氏这些被取入府、县读书的生员，他们中式的时间除了个别人外，大部分都在18世纪，亦即清朝的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间。尽管有的人入取时间还会更早一些，有的则会更迟，而且同一代人科举中式的时间相差颇远（几十年），代与代之间因此会交叉在一起，但如果把这几代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则他们的时间段限相对集中。亦是说，湖坑李氏的出洋时间，对照上述资料，基本可以断定主要也是在18世纪。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有的人从17世纪末叶就开始，有的人迟至19世纪上半期，但18世纪这一百年间肯定是最主要的。

表2　李氏生员中式时间表

资料来源：宫背《湖坑李氏族谱》。

17世纪末至18世纪，正值中国的康、乾盛世，也是华人出洋较多的一个阶段。华侨出国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有社会问题等背景，但更直接的原因当与经济有关。就湖坑李氏而言，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宗族发展造成人口对土地压力的增大。湖坑李氏自元朝迁往当地开基以后，在早期人口并不很多，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也不显得紧张。当时李氏居住地附近还有其他姓氏的居民，而李氏聚居的岭下、坎下、宫背各处，土地颇宽，尚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但至明朝末年，由于人口的增长，土地问题已日益显露出来。十四世祖李北川说：“夫湖坑小壤也，其开创亦已久矣，前人屡居亦云众矣。”以前“居广而人稀，今则人稠而地窄，若不别图则容身无地，何以克昌厥后也”^[13]。他已深深感到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到了乾隆年间，这方面问题显然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李氏不仅已扩展到祖居地以外的其他地方，而且还是人满为患。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九世祖李国英说：湖坑一个小地方，积玉公派下分成四大房（即上四房）皆聚居于此，“人物蔚济，永宗一家，传世二十有剩，群萃同乡，生人五千有奇”^[14]。也就是说当时在湖坑居住的积玉派下就达到了5000多人，比现在积玉在当地的人数还多出1000余人，由此可以想见乾隆年间湖坑李氏人口膨胀的程度。

人口的迅速增长，除了族人继续向周围地区扩展之外，还有另一个办法就是向外迁徙流动，以谋求新的生活出路。事实上，早在明朝末年李北川已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撰写《古庐记》一文，目的就是要告诫族人应该向外寻找更多的生存空间。他在文章中写道，以前李氏周围住有钟、刘、罗、林、邱、雷、何、赖等姓的居民，后来都相续灭迹了，原因何在？“盖前人苟目前之安，不思卜居而处也。”因此要保持一个宗族的繁荣昌盛，就不可固守一地，不思进取：“地可卜宅，虽竭财力而无惮，毋曰衡门尚可栖迟，弗劳重伤而改作也；里可改迁，虽至远离而弗惜，毋曰安土自可敦仁，何事恭新而弃旧也。”^[15]这种思想虽然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同时也是宗族人口增长这个客观现实的自然反映。以后随着族内人口繁衍越来越多，向外“卜居而处”的思想也就越加浓厚。湖坑李氏自从明代开始就相继有人外迁（详后），至清初以后逐渐形成出洋及向其他地方移民的高潮，不能不说与该宗族的这种思想传统亦有着密切联系。

第二，湖坑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坑地处永定区东南部，东与闽南交界，往南去又与广东相距不远，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当地人较容易受到闽南、广东的影响，因而自然形成较浓的经商风气。道光《永定县志》对该县商人外出经商等情况有如下记载：

商之远贩吴、楚、滇、蜀，不乏寄旅，金丰、丰田、太平之民，渡海入诸番如游门庭。惟邑无他产，远商固无有来永行货者。前志云，永民挟千金贸易者百不得一，则不然矣。乾隆四十年以后，生齿日繁，产烟亦渐多，少壮贸易他省或间一岁或三五岁一回里，或旅寄成室如家。永民之财，多积于贸易。捐监贡及职衔者人以千数，外地置产者所在多有，千金之赀固不乏人。抑亦产薄不友，故不惮糊口四方所致欤？^[16]

这段记载有几点很值得注意：其一，提到以前永定“邑无他产”，外省商人很少前来贸易，但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由于“生齿日繁”，加上烟叶种植日渐增多，很多人挟赀外出贸易，商人足迹遍及吴、楚、滇、蜀，甚至有“渡海”到南洋贸易的。其二，特别提到这些“渡海入诸番”进行海外贸易的商人，他们都是“金丰、丰田、太平之民”，这些人时常乘船往来，到海外如同“游门庭”一样。而我们知道清代湖坑乡就是隶属于金丰里。其三，这段记载还谈到那些外出经商的商人，往往是少壮出门，一两年或两三年才回来一次，有的人甚至长期没有回来，在外成家立业。

从湖坑李氏来看，他们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在长滩《李氏族谱》里，就记载了十八世祖李萃阳生于顺治十六年（1659），以贸易起家，置产业年收税谷达2石又1600余斗，并创建土楼一座，至今仍为他的后代所继承。^[17]十九世祖李国英亦在他的《湖山李家谱论》中说：乾隆年间李氏聚居于湖坑一地，人才荟萃，十分兴盛。“离乡外官至内阁，即寓本乡财通四海，人物蔚济，永宗一家”。所谓“寓本乡（者）财通四海”，足见外出经商的人实属不少。又据道光《永定县志》云：“李超林，字萃潭。例贡。湖坑人。家素封，慷慨而兼有风鉴……台州倡建全闽会馆，捐巨赀。族中倡建义塾，置税一百余桶，悉出一手出息，后生赖之。”^[18]李超林即李氏十八世祖，他的生年不详，但乾隆元年（1736）被授予贡元，生六子。^[19]从他“倡建全闽会馆，捐巨资”的事迹来看，显然他也是一名商人，前引《永定县志》还记载他曾“行贾台州”，因以前救过一名小偷而受到报答之事。

第三，湖坑李氏在乾隆年间大量出洋，也与当时的海外贸易政策有一定关联。清朝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后，海禁政策就逐渐解除，商民船只被准许出洋贸易。此后由于出现台民私聚吕宋、噶喇吧地方盗米出洋等弊，清政府复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下令禁止南洋贸易。但至雍正五年（1727）经闽浙总督高其倬奏请，又重新予以开放。此后洋船出海贸易日渐增多，自乾隆初年开始就进入了兴盛的阶段。^[20]

洋船出海贸易必须经由官方正口。在乾隆年间，福建商船前往南洋贸易比广东还要多。^[21]这一方面是由于福建很早就有经商的传统，宋元时期泉州港十分兴盛，明代月港兴起，清初厦门港又相续崛起，^[22]闽南商人一直在海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3]。另一方面，这时期福建官员对商人出洋贸易也采取较为鼓励的政策。

福建是一个缺粮的省份，每年春夏之际，就要到台湾买运粮米回来接济民食。从乾隆十六年（1751）起，福建官员就开始采取措施，鼓励商人从海外携带洋米回来补充市场之不足。^[24]有时出现粮荒，地方官员还会采取特别优惠的办法，以激励商人及早出洋，帮助政府渡过难关。如乾隆十九年（1754）冬季，厦门一带粮食紧缺，米价高涨，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报说：“现在开贩南洋商船多有呈明愿运米石回厦者。但南洋回棹皆在夏初到闽，经与泉永道白瀛、厦门同知四明晓谕船商，能于春末早运到厦者，商船另加优奖。伊等现皆踊跃开行而去。”^[25]由于地方政府的鼓励，因此乾隆年间福建的洋船贸易发展颇为顺利。在乾隆十六年（1751）前后，闽省每年出洋的船只大约五六十只，而至乾隆十九年（1754）已达到“七十只”^[26]，第二年又增加到“七十余只”^[27]。此后虽然有所波动，但至乾隆末年仍然大致维持在七十只的规模。^[28]

由此可见，乾隆年间由于海禁解除，加上福建缺粮，地方官员为了取得粮食而鼓励商人出洋贸易，整个海外贸易的大环境相对有利。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氏聚居的湖坑乡又是整个永定区（甚至是整个闽西地区）商品经济活跃的区域之一，李氏代有经商传统；再加上乾隆年间正是李氏宗族人口迅速膨胀的时期，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造成族人必须离乡背井，向外寻找更多的生活出路。多种因素聚合在一起，湖坑李氏在乾隆年间相续有许多人移居海外就一点也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