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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大国争霸与士人崛起

时间:2023-10-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经过长达百万年的共生共存,尤其是经过春秋时期数百年的大动乱、大迁徙、大交会,民族大家庭已开始形成。长期地走动着,长期地交融着,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春秋时期虽说是战争频仍的时代,同时又是个形成民族大家庭的社会条件相对比较优越的时代。吕思勉先生在论及中华民族之形成时,极大地强调了“杂处”的重要性。中华大地上各种族间的联姻,实在是促成中华民族形成的最强劲的助推器。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与士人崛起

春秋殉车马坑。这里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交通的发展密切了民族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可以说,自从上百万年前这个民族的各个支系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的那一天起,各氏族之间、各部落之间、各方国之间的沟通和融合就开始了。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我们有着特有的民族优势,正如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中国人一开始都是蒙古种人。……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12]这是我们的巨大民族优势。经过长达百万年的共生共存,尤其是经过春秋时期数百年的大动乱、大迁徙、大交会,民族大家庭已开始形成。正如有学者说的:“在民族经济、文化融合的社会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兼并战争,至春秋结束时,华夏族和‘四夷’之间的融合在中原已经基本完成,中华民族已经开始形成。”[13]这个论点是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的,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当然,开始形成不等于基本形成。后又经战国时代的进一步融合,经过秦代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到汉代时中华民族已可以说是基本形成了。司马迁在说到“中国”各地的物产时,指证到当时人们观念中的山西、山东、江南、龙门和碣石以北等地,已经是“喜好”相同,“谣俗、被服、饮食”相类了,这就大大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从司马迁说的“中国”的地域看,已经涵盖了太行山以西的大片土地、太行山以东直至大海的广袤疆土、长江以南直至闽越的广阔山河,还包括龙门、碣石以北游牧者所居的地区。“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记·货殖列传》)那么大一片土地都叫“中国”,那么广阔地域的居民都叫“中国人民”,这一“新提法”,不就再雄辩不过地说明了到汉代中华民族已基本形成了吗?而这形成的基础,是在春秋时期打下的。

“中国”,这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我们,中华儿女,世代生息在这片伟大的土地上。

它位于欧亚大陆的东方,西部有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有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部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面和东南则为海洋所环抱。大山、大海、大戈壁,把这块被称为中华古土的大地界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相对独立不等于说对外封闭,恰恰相反,中国历来是开放的。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人,他们在从事农耕的同时,还打造了船只,远渡重洋,来到了万里之外的东南亚地区,创造了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最早期的蓝色海洋文明。这就彻底打破某些西方学者心造的所谓“中国历来封闭论”。

中华古土作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地理环境上的巨大优势。既然是“相对独立”的,那么这个大的地理单元内部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就会更频繁、更紧密,也更积极。不管是所谓的“华”还是所谓的“夷”,他们之间会有摩擦和矛盾,甚至兵戎相见,但更多的是交流和交融。早在一万年前,闽南人就通过大陆与宝岛之间的“陆桥”像走亲戚一样地来到了台湾。早在七千年前,东南沿海的居民带着那里的特产榧螺,来到了内陆的宝鸡。早在六千多年前,喜欢在这块独立单元的大地上走动的中国人就开辟了一条从东南沿海,经贵州、四川,进入甘肃中部,转而折向西去,进入河西走廊的所谓“海贝之路”。五千多年前,有人竟然把产在北方辽宁的石料,不远千里地运送到浙江余杭的良渚镇去加工,制成精美的玉器后再行销到四面八方去。在数千年前,还有人把新疆地区的和田玉带到了蒙古大草原上。

我们这里讲的是真实的历史故事,是被大量的考古材料所充分证明了的。这些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自古以来,不论哪方的中国人都是喜欢走动的,在走动中交融,在走动中形成共同的喜好和生活习惯,形成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长期地走动着,长期地交融着,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www.xing528.com)

春秋伎乐铜屋(浙江省博物馆藏)

何谓民族?一般而言,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在其发展中,有的民族被其他民族所同化,有的民族分化成几个民族,也有的不同民族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集团。[14]中华民族正是在千万年的长期交往、交融、交会中形成起来的一个有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的十分稳定的民族集团体。

春秋时期虽说是战争频仍的时代,同时又是个形成民族大家庭的社会条件相对比较优越的时代。这里说的社会条件的优越可以用四句话来加以概括:

一是通过列国间以及华、夷间的战争,出现了空前的人口大流动,形成了“华夷杂处”的局面,从生活习俗到思想文化上客观上拉近了各种族间的距离。吕思勉先生在论及中华民族之形成时,极大地强调了“杂处”的重要性。他说:“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而知。然杂居稍久,遂不免于混合。……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15]这里说的“合极错杂之族”,指的是华夏族之外的中华各少数民族。

二是通过大国争霸斗争,东方、西方、南方的一些原先被称为“夷”的种族上升成为大国、强国,甚至是霸主,这样客观上提升了“夷”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准,华、夷的界线进一步弥合了,中原与边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差距也大为缩小了。

三是通过各国、各族间的联姻,根本上模糊了国与国之间、族与族之间的血脉界限,实际上是融会成了中华民族的混质血脉。你说,晋文公重耳流亡在北狄十余年,曾俘获了狄两女,其中一女后来成了重耳的妻子,一女成了随从赵衰的妻子。这样一来,晋国的国君和后来赵国的国君的血脉中都既有着中原华人的血统,又有着狄人的血统,你说晋国和赵国是算华人建立的大国呢,还是狄人建立的大国呢?严格意义上实在不好说了。中华大地上各种族间的联姻,实在是促成中华民族形成的最强劲的助推器。而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春秋时期的异国异族联姻是最常见的。

四是一大批行走于列国的“东西南北人”的出现,是春秋时期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把各地的风土、人情、习俗传送到其他地区,经过有益的筛选和过滤,为形成一种为天下人都能接受的民族之风创造了条件。这些“东南西北人”中有游侠,有义士,有武人,有说客,有传道者,还有巨商大贾,还有王孙公子。他们实际上充当了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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