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研究的新进展-《古史新探》

如果説五六十年代楊寬先生的系列論文，是圍繞着古史分期爲中心，着力探討古代社會的性質和結構，側重生産力發展和生産關係變革考察，關注維護貴族統治的各種禮制的性質和作用，相對來説，對當時其他的“各種政治制度，如官制、兵制等，還没有細加探討”，他希望隨後“能够逐步對古代各種制度加以探索，在寫出許多論文之後，再能寫成比較有系統的著作”（《新探》序言）。可惜動荡的“文革”十年，使得作者這一願望没能實現。當歷史進入八十年代後，楊寬先生學術生涯迎來了又一个高産期，這其中就包括在醖釀多年、潛心研究之後，開始了《西周史》的寫作。由此爲新起點，楊寬先生撰寫了十多篇具有相當分量的西周制度史方面的文章，包括官制、分封制、都城與陵寢制度、田畝制度等等，又因爲楚地帛書、帛畫和重要文化遺址的發現，涉及古代神話宗教方面的考證，他又重拾舊業，連續寫了有關宗教神話傳説的數篇長文。在西周開國史研究上，他發表了《論武王克商》長文，展現了商周之際這場波瀾壯闊的朝代更迭的歷史畫面；更因爲研究需要，他結合歷史學和文獻學，對傳世周代文獻特别是《逸周書》的歷史價值做了深入的探研和甄别。所有這些成果，最後都吸收在《西周史》一書中。這次我們又集中起來，作爲《古史新探》的續編。

1．西周中央政權機構和官爵制度的剖析

西周是个强盛的王朝，有着較完備的官僚組織和機構，《周禮》就記載了一套周代的職官體系，被清代之前的學者看做是周公創立的可信官制。隨着近代金文研究的逐漸深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楊筠如開始將金文材料用於西周官制的研究上，隨後影響最大的是郭沫若的《周官質疑》，在基本否定傳統説法的同時，試圖依據金文重構西周官制。楊先生認爲這兩者都存在問題，不能很好的解釋複雜的西周國家政權構造和官爵制度等問題。爲了更好地判斷早期國家的政權性質，楊先生專門對無法繞開的西周官制這一“硬骨頭”進行深入探討，先後在《歷史研究》和《西周史研究》（《人文雜志》增刊）發表兩篇長文，這便是收入本書的《西周中央政權的剖析》和《西周王朝公卿制度的分析》。他不同意那種“以金文套和《周官》”的研究方法，主張依據可靠文獻，從金文本身整理出一个職官體系，然後用《周禮》等禮書作比較研究。用這樣的科學方法研究職官制度，提出不少值得重視的見解。這兩篇論文，各有所重又相互連貫。《剖析》着重分析西周中央政權的首腦機構——卿事寮和太史寮的組織特點，詳細論述了這兩大官署“公”一級的最高長官——太師、太保和太史的職權範圍、設置狀況及官職由來。在《官爵制度》一文中，除了進一步探討西周時代公、伯兩等爵制外，還通過對西周册命金文中“右”者身份的細密分析，着力剖析次“公”一級的大臣——“卿”的制度。其結論是：西周並不存在像《周官》所説那樣以冢宰爲首，作爲朝廷最高官職的六官之制。西周初期有六卿設置，中期以後只有司土、司馬、司工、宰、公族五卿，前三者屬外朝之卿，後兩者爲内朝之卿。在卿之上還有公一級輔佐國王的執政大臣，初期是太保、太師和太史，中期以後是太師和太史。太保、太師爲卿事寮長官，太史爲太史寮長官。這樣，十分複雜的西周官制在楊先生剖析之下得到了清晰的闡明。

2．歷史大視野下的分封制考察

從現有資料看，分封制最晚在商代就已經存在，中央王朝用這个形式，控制着許多地方同姓異姓勢力。當商代滅亡，周人政治版圖從“小邦”急速擴大到遥遠的東方地區，如何控制“邦畿千里”，防範殷遺民和少數族的反叛，就成爲攸關周王朝生死存亡的迫切考量。爲此周初統治者斷然推行大分封，很快穩定了局面，從此分封制成爲一種政治制度，在中國延續漫長時間。(www.xing528.com)

在中國古史分期中，分封制也是一个重大討論問題，對它性質認識的差異，甚至導致了不同的分期主張。以往相關文章很多，有的側重争論分封制與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附屬於土地的耕作者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還有學者將它看做是一種軍事殖民，或者從提供官僚俸禄的角度來解釋“賜民賜疆土”制度的起源。楊寬先生先後發表了《西周初期的分封制》和《西周時代對東方和北方的開發》，跳出了以往學界的思維，從新的視角重加審視。在前文中，作者回顧了文、武時期的分封史，明確指出文王長子太伯、次子仲雍東遷建立的虞國就在山西平陸，而非傳統所説的避居南方。後來在《西周史》中更用相當篇幅加以考證，認爲這是文王東進滅商的重大部署。楊寬先生又非常詳盡的考察了周公成王時期主要國家的分封狀況，特别關注到分封與鄉遂制度的關係，他認爲通過分派封君到新的領地，帶去商朝遺民和先進文化，并推行了周人原有的鄉遂制度，重建地方社會結構，這是周王朝和諸侯國能够穩定控制局面的重要原因。過去學者，還從來没人從國野制度的構建來看分封制的進步意義。該文另一个出彩處，就是對周初分封國布局的分析。由於作者主編過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圖集》先秦史部分，熟悉歷史地理，因此具有非常良好的歷史空間感，能够從封國的地理分布去敏鋭捕捉其所折射的政治信息。楊先生指出，封地的安排經過精心考量，都出自於政治和軍事需要，同時又與宗法制度密切相關。支撑這个結論的，是一个个非常具體的實證。在後一篇論文中，楊寬先生進一步論述西周分封諸侯到東方和北方的意圖，伴隨這大兩塊地區的開發如何逐漸形成了區域性大國，如何從蠻荒落後逐漸發達先進，從又一个側面，展示分封制的作用和意義。

3．神話學的回歸

楊寬先生最早以神話研究成名，他原來設想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一部《中國古神話研究》這樣綜合性的著作，但1954年開始的批判胡風集團和胡適實用主義的運動，波及到古史辯派的一些學者，於是楊寬先生放棄了這个預定目標，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後，政治環境逐漸寬松，神話學開始復興，加上一批新出土戰國、秦漢資料需要從神話宗教的角度進行闡釋，因此楊先生重新涉足久已放棄的領域，寫出了《黄河之水天上來》《〈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楚帛書的四季神像及其創世神話》《秦〈詛楚文〉所表演的“詛”的巫術》。在神話研究的方法途徑上，既延續了三十年代的風格，同時又有明顯變化，這就是更加注重將真實的歷史記載從神話傳説之中剥離出來，使之成爲可信的研究資料，克服了年輕時代過於注重神話的還原，相對忽視對作爲神話傳説起源基礎的史實與人物追尋的不足。以《〈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爲例，他從歷史的角度溝通了西周到戰國一个中西部游牧部族的變遷脉絡，又用民俗學和神話學的眼光來分析看待穆天子西游傳説中帶有的神話性，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穆天子傳》所記載的内容，本來是游牧部族“河宗氏”歷代相傳的帶有神話色彩的祖先傳説，他用三个章節展開論證這部書具有真實的史料價值，絶非子虚烏有。經過楊先生這樣嚴謹細緻的考證和分析，《穆天子傳》中的那部分可靠的材料，就能够用來研究當時的東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神話研究不再是“破壞”而是建設古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