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及南朝时期，岭南大量增置州郡，但广州作为岭南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又是岭南的经济中心和国内最重要的外贸港口。南朝时期，岭南百越遗裔族名众多，一般通称为“俚”，有时亦称“獠”。这一时期岭南俚人仍占多数，四朝在岭南增置郡县，把未入籍的俚人纳入编户，并以当地酋帅为郡县官吏，加速俚人地区的封建化进程。史称南朝期间，“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珠玑、犀杖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13]增置郡县，集中在今西江流域、潭江流域和高雷地区以及粤中地区。朝廷对俚人渠帅实行羁縻政策，敕封俚人的爵位高至公侯，官职有将军、刺史、太守、县令（长）等；对有功者赐给仪仗、汤沐邑，授予统治州郡大权，朝代更换而官职爵位不变，或由子孙世袭。实施这种政策的后果，助长了各州郡豪族势力的增长，但也增进了俚汉交融。广东西部以汉人豪族冯氏和正在汉化的俚人豪族冼氏最为强大。在粤中“据南海”的宁猛力后来受封为钦州刺史，是“倔强山洞”的豪帅，宁氏是俚化的汉人豪族。[14]隋初，番禺俚帅王仲宣、陈佛智起事反隋，苍梧、冈州、藤州、罗州（今化州）各部落的豪强首领响应，聚兵围攻广州，隋广州总管韦洸中流矢身亡，后来还是冼夫人遣兵才解了广州的围。可见尽管南海郡一带作为岭南行政中心，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岭南其他地方更深，汉化进程更快，但由于俚族豪帅的势力仍很强大，隋代之前，岭南的经济、军事、政治重心仍在西江流域一带。
总的看来，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利用还是有限的，经济实力尚未居于粤地最前列。汉末，“即使番禺（即广州）是较大的都会，但整个经济活动的重心，仍在粤北和西江流域，那些地方的人口也相对较多”。[15]六朝时期北方汉族迁入南来，主要仍是以粤北山区、河谷平原地带为落脚点，南部平原、沿海地带人口较少。西晋人口密度以粤北始兴郡（今韶关地区）为最密，每平方公里有0.19户以上；其次为西江流域，苍梧郡、广兴郡、高凉郡，平均每平方公里有0.16—0.19户；粤中、粤东极为稀疏，南海郡每平方公里不到0.1户。南朝直至陈代仍未改变历史上长期以来的“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人口分布状况。西江流域最密，信安郡（今高要一带）每平方公里超2户，永熙郡（今罗定一带）每平方公里1.6—2.0户。广东南路和连江流域（合浦郡东部）、熙平郡（今连县、阳山一带）分别居粤地之第三四位，每平方公里1.1—1.5户。而珠江三角洲一带只有每平方公里0.5—1.0户，[16]开发还是有限的。
隋代是一个过渡，平陈后在岭南东部设置广州（治曲江）、循州（治归善，今惠州市东）两个总管府，都督各州军事。开皇末，广州总管府由曲江移治南海（今广州）。
唐代，广州在岭南的政治中心地位得以确立。唐初在边境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在岭南东部置广州、高州、南康州（治今肇庆）和循州四个总管府，不久改总管府为都督府。高祖武德九年（626）废南康州都督府，以所管11州隶广州府，广州升为大都督府。贞观三年（629）改广州大都督府为中都督府。永徽（650—655）以后设节度使，以广、桂、容、邕、交州五都督府统管岭南各州及其他都督府，称为“岭南五管”。五管统摄于由广府都督兼任的五府节度使，广府在岭南具有最高地位，“岭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隶岭南节度府，其余四十州分四府，府各置帅，然独岭南节度为大府”，四府对大府“虔若小侯之事大国，有大事咨而后行”。[17](www.xing528.com)
开元二十二年（734），分天下为15道，各置按察采访处置使。岭南采访使治广，辖境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全部和越南北部。与此同时，朝廷又于边境置十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岭南置五府经略使，“绥靖夷僚”，仍统五管。广管直辖23州（广、潮、漳、循、韶、连、端、封、康、泷、冈、新、恩、春、高、辩、潘、雷、罗、儋、崖、琼、振州）。岭南节度使（五府经略使）“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18]唐末咸通三年（862）改岭南节度使为岭南东道节度使，乾宁二年（895）敕赐岭南东道节度使号清海军节度使，仍治广州，辖24州，辖境相当于今广东、海南二省全部及湖南南端一部。以番禺为中心的广州地区，在岭南的政治中心地位提高及稳固，对于广府人文之盛及在全国文化地位的提升，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后梁黄滔《祭南海南平王（刘隐）》文称：“五羊奥区，番禺世壤，汉为列郡，唐作雄藩，总百蛮五岭之殷，有出将入相之盛”。[19]镇于番禺的岭南节度使被称为“雄藩”。
广州（南海郡）地位的提高，也见于所领县分之数目及等级在广东境内各州郡中绝对领先。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今广东境内有24郡93县，南海郡领13县，其他各郡所领仅2县至6县。南海郡所领县分中，番禺、南海为上县，余皆为中县，其他各郡所领县分等级，除始兴郡所领的曲江县、连山郡所领的桂阳县为上县外，还有少数是中下县，其余都是下县。[20]唐代的州、县分等级是按人口之多寡而定的，以上情况显示了广府地区人口密度增加及县级政区设置之密集，反映了唐代广州经济进展与社会文化的改观。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强盛转向衰落，北方受战乱蹂躏，人口日减，而广东接受了大批北方移民，广州依赖海路之利而商业繁荣，广州府人数激增，从天宝元年至元和年间（742—806）这60多年间，由4.2万户增至7.4万户。[21]
唐代是科举制发展和确立的时期，科举人才的多少反映了一地封建文明开发程度和水平。唐代岭南与黔中同列为经济、文化落后地区。为了改变大多数官吏由当地土著头人补授的弊病，上元三年（676），唐高宗诏示取消都督选补官吏制，改由朝廷派出选补使负责简选。开元八年（720）选补使由广州移置桂州（今广西桂林），十四年（726）张九龄任桂州都督，兼任岭南选补使，反映了此时广州一带的吏选已不成问题，南选重点转移到少数民族势力仍然很大的岭南西部。天宝十三年（754），唐玄宗诏允岭南五府管内参加选补有“藻词可称者”，“如有情愿赴京者亦听。其前资官并常选人等，有词理兼通，才堪理务者，亦任‘北选’及授北官。”[22]既批准了岭南科举制出台，又将南选及授北官接轨。会昌五年（845），分配贡举名额，除两京及京师附近地区名额较多外，岭南与黔中、福建各分配进士名额7人、明经10人，虽然比长江流域名额要少一些，但已反映了唐后期科举制在岭南正常推行。各地区登进士第人数多寡是该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的一项主要标志，唐代广东登进士科者有36人，其中韶州9人、广州8人、潮州3人、封州3人，循州3人、康州1人、端州1人。[23]唐代岭南出了两位宰相：张九龄和刘瞻，分别为韶州人和连州人，张九龄之伯父张宏雅于显庆四年（659）举明经及第，是唐代首位粤人及第者。这些都说明北江上游粤北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还在广州之上，并超过了文化一度领先的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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