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平南越以及南越立国，是启动粤地全面汉化进程的开端。秦统一岭南之后，为加强封建统治，推进封建文明，在岭南推行郡县制，分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南海郡属县，可以肯定的有番禺、博罗、龙川等县[3]，在今粤境的四会县，时属桂林郡。[4]龙川、博罗县治设在东江边，四会县治设在北江与西江诸支流“四方来会”之处[5]，番禺县治同时也是南海郡治，设在江海交汇处。这说明珠江流域的这些地区，在秦军入粤之前已是相当规模的聚居地，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因而成为秦军巩固在岭南统治的战略据点，率先接受中原文化的传播。南海郡不设郡守而由统军之郡尉主政，而且还赋予其对岭南三郡的最高指挥权，所谓“东南一尉”。[6]这说明秦朝在岭南的统治主要靠军事据点驻军来维持，这也是番禺在岭南的政治中心地位的开端。
南海郡西北抵广西贺县，南濒南海，北连南岭，东入今福建南境。在如此广袤的地区，选取择番禺筑城为南海郡治，番禺成为秦军巩固在岭南统治的战略据点。决不是偶然而举或率意所为，不光是因为此处有江海之交的地利，当然还因为番禺在秦兵入粤之前，已经是一处有一定文明基础的大型居民聚居处。
秦、南越国的统治效能，其实受到实际社会条件很大的制约。秦制郡设守、尉、监，以使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然而岭南三郡中，首郡南海只设郡尉，称“东南一尉”，其他两郡情况固然不详，可以肯定不会比南海郡配官更健全，说明了在岭南尚未能依照内地实行正常的行政管理，而需要以军事管制为手段实行统治。任嚣传位赵佗，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什么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力交替，应是取决于赵佗掌握了南下秦军的主力。(www.xing528.com)
秦在岭南设立三郡，大致依南越、西瓯、骆三族活动地域分别设立南海、桂林、象郡。这说明当时的划郡是依据实际实际情况经过认真的考虑的。选择南海郡作为岭南首郡，除了其地理位置上的交通之便，重要的理由是南越族在政治层面上接受中原文明比西瓯、骆更有基础些。西瓯、骆的军事联盟氏族制度十分顽固。秦军入岭，遭遇西瓯人顽抗。西江流域出土的战国墓也反映了骆族军事氏族社会组织颇具规模。因此，秦王朝选择了南越族人聚居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的番禺为首郡南海之郡治，是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的。基于越人的强大势力，秦王朝、南越国都不能采用秦灭六国之后翦灭地方势力削弱地方各种割据因素的强硬手段。赵佗采取“和辑百越”的政策，对越人原有部落联盟采取承认现状与调和的态度，同时还吸收一些越人高层人士进入南越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入粤的中原人，也不由自已地入乡随俗，受到越人生活习俗的浸润和同化。赵佗以“蛮夷大长”自居，接见陆贾时，装束打扮是“魋结箕踞”，与中原的束发戴冠、跪式坐姿大相庭径，说明南越国的习俗是以越俗为主的。
赵佗建立南越国，采取“和辑百越”的政策，既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决策，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决策。赵佗在武力震慑的同时对原有岭南社会的势力格局采取妥协的政策。“因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7]他在发兵攻占桂林郡之后，立西瓯君之后裔为西吁王，承认西瓯人的自治。对于骆，赵佗亲自率军征服安阳王，其后也只能允其自治。可见南越王朝能够比较牢固地经营统治的，也就是南越族活动区域的南海郡。因此，南越国固然建都于南海郡的番禺城，番禺作为岭南政治中心发挥的作用还是有所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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