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里面提到商鞅变法的时候有这几个片段是非常需要加以注意的。其中一个就是讨论“信与不信”，它的核心就是信任一词的运用。
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怕大家不信，所以他搞了一个很著名的行为艺术，叫作徙木立信。他派人把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立于国都市南门，然后跟大家说，如果有人能够把它移到北门去，就给十金。这是天价财富，民众都觉得好奇怪，做这么简单的事情就能赚十金吗？大家都在观望。《资治通鉴》里说“民怪之，莫敢徙”。然后商鞅再把奖金一提，“能徙者予五十金”。这时有一个人就说，我哪怕被人笑话，哪怕他不给我五十金，我也没有付太多的汗水，我就先试一试。然后他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挪到了北门，大家都等着看他笑话，结果他刚将木头挪过去商鞅立马给他五十金，民众就知道这个商鞅真是说话算话的人。于是商鞅用立信的效果推动了变法。
等到变法实行一年左右的时候，秦国有很多民众开始说新法有多么不方便，《资治通鉴》上说是逾千数。后来太子也犯了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意思是说，法令不好推行是因为从上层就有人冒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下层人也不会尊重法度，但是太子是储君，不能对他用刑，但是要对那些教唆太子犯法的人用刑，然后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都给脸上刺字，这下秦人都觉着商鞅是来真格的，大家就都遵守他的法令了。
在行法十年之后，秦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资治通鉴》里面这样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这时也有一个新的现象，那些一开始抨击新法的人到商鞅面前颂扬新法。结果商鞅说了句“此皆乱法之民也！”不管是一开始抨击的也好，还是后来赞扬法令者也好，都在评价法律，而法律是不允许评价的，因为只要评价他就有可能乱法，商鞅认为这些人都是乱法之民，于是就把他们发配到边疆去。这个事之后，“民莫敢议令”。这就是商鞅的一个果决之处，令行禁止，威严肃杀。
《资治通鉴》与《史记》关于此事的记载有一个小小的不同，《史记》作于前，《通鉴》写于后，《史记·商鞅列传》里面说的是“此皆乱化之民也”，《通鉴》讲此“皆乱法之民也”，“乱化”和“乱法”一字之差。《通鉴》里面直接把法字给点出了，指出法不可议论的观点；而《史记》里面说的是乱化，化是化俗的意思，就是说议论法律，对于法的施行和认识是不合适的。从这样的一字之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与司马光之间对于此事认识的不同。
司马光更强调“法”的本质。司马光在这一段文字之后有了一段著名的点评——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说信是国君最根本的东西，“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说的就是信对于国家，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之后他举例：“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力，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他把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跟这几位霸主级的人物相并立，“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功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他说，齐桓公、晋文公、魏文侯、秦孝公这四个国君本身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好人，商鞅虽用徙木立信，实际上商鞅是被太史公称为非常刻薄的人，而且又是战乱之世，大家对于欺诈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对于暴力都觉得有力量就可以，但是他们依然是不敢忘“信”，不敢去欺骗他们的民众，这尤其是要为君王所了解的，为君王所继承的。所以他对宋朝皇帝就提出了这样的忠告，“信是人君大宝”。商鞅变法里面提出这一点，我们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紧接着《通鉴》就记载了商鞅“不信”的事情。商鞅变法之后他就带兵去伐他的老东家魏国，魏国让“公子卬将而御之”，公子卬是商鞅的好朋友，两军对垒前商鞅就给公子卬写了一封信，说我一开始跟你的交情很好，虽然现在我们分别是两国的战前之将，但是我不忍攻击你，所以我们能不能明天见面，先聊一聊聚一聚？见面结个盟，然后我们“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觉着以他跟商鞅的交情，这件事情完全可行，便亲自来与商鞅相会，然后结了盟，喝了酒，这一切都按照原本的计划进行，但是最后公子卬没有意料到商鞅另有计划。商鞅早就已经埋伏好了士兵，把公子卬给俘虏了，然后在魏国群龙无首的情况之下，进攻魏师，大破之。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无信”。(www.xing528.com)
魏惠王为了跟秦国求和，把河西之地都给了秦，还把国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感慨道：“吾恨不用公叔之言。”当年，商鞅的伯乐在去世之前曾经跟魏惠王说过，说商鞅这个人（当时还叫卫鞅）你如果要用他就重用，不用他就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能让他被别人所用，但是当时魏惠王根本就没有理会，放商鞅走了，现在他后悔了。因为这件功劳，秦封卫鞅商於十五邑，号曰商君，从此有了商鞅这个称呼。商是他的封地，而他的封号就来自于他的“不信”。
这是《资治通鉴》对于商鞅的记述，与徙木立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突出了他一个“渣”字。
在《史记》和《通鉴》里面还有这样的一段记录，是赵良与商鞅的对话。商鞅在秦国执政以后因为用法太严酷了，“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在渭水边上杀那些犯法的人，把渭水都染红了。他掌政这十年，有很多人怨恨他，这时赵良跟商鞅说了实话。商鞅很得意地问赵良，我比起秦国之前的那些贤相怎么样？比起百里奚来怎么样？赵良说，你哪比得了，你出门“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你出来风风光光，但是前后都跟着保卫者，你身边如果没有保镖是根本不敢出门的，因为你知道大家都恨你，《尚书》里就说过“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就是恃力者，你凭借这样一种力，最后还是要失败的。“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你今天已经很危险了，最好赶紧放下眼前的富贵和权势，归隐吧。你现在在积蓄秦民对你的怨气，一旦秦王出现什么变故，或者是换了国君，你就惨了。商鞅没有听他的，五个月以后，秦孝公去世，即位的国君把商鞅车裂。“居五月而难作”，可以看到商鞅最后的下场是很不好的。司马光为什么做这样的记载，因为《通鉴》里面有它的引导，认为商鞅这种靠力去服人，靠利去诱人，虽然能够迅速地强大，但一定是不持久的，祸弊极其深的。
赵良见商鞅之后不久，《通鉴》记录下另一件事。邹人孟轲（孟子）见魏惠王，然后“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对于我国有利的事可谈的吗？你看我都已经被打成这样了。）“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我们不谈利，要谈仁义。）“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魏惠王跟孟子之间的对话，就是著名的儒家议题：义利之辩。而司马光作为一个儒者去写史书，他也是秉承着这种仁义为先而后利的态度，通过他在商鞅被杀之后马上记述孟子谏魏惠王的这样的一个记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取舍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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