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母城见证通讯业和香港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电话离普通市民很远，装电话、打电话都是地位的象征。在改革开放初期，相关部门曾就电话按次收费进行过讨论：一种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按次计费，另一种观点是应该引入计次收费制度。

当然按次计费很快就占据主流。开始是单式计费，即打一次电话不计时长，收费一次。后又改为复式计次，即每三分钟算一次，次数由电脑累加。当时我在电信一厂，参与了这套设备的设计，并销售给全国有关电信部门使用。

1978年，重庆—泸州开通载波电话，重庆电信电报业务全部实现载波化（中国电信重庆公司供图）

现在的中国电信水土云计算基地（中国电信重庆公司供图）

我在重庆60多年，从前期的维护、安装，到后期参与项目设计、产品设计，几乎见证了通信行业的发展历程。从抗战时期的进口交换机，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产仿制设备，再到自制的程控交换机，现在更是进入了光通信时代。以前我们勒紧裤腰带才能向德国、加拿大购买设备，现在已经可以向全世界出口通信设备。

我在重庆搞了一辈子的固定电话，如今人人都用上了手机。手机成为了人际交往和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而且功能越来越强大。固定电话逐步被淘汰，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1951年离开香港回大陆已经整整70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有20多年中断了与香港亲人的联系。

戴霭强的证件(www.xing528.com)

1992年退休后第一次回香港，后来又陪同行业的朋友多次去香港对口公司考察通讯产业。1951年离开时，我记得香港当时最高的建筑只有14层楼，现在环球贸易中心有118层楼。记得当时路过油麻地时，我自豪地给出租车司机说，我以前就住在这里——炮台街39号。几十年过去了，口音一点也没变，我仍然习惯香港、广东的生活，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过去居住一段时间。

如果1951年不回大陆，我一辈子可能就是一个香港的海员，我喜欢大海。1951年回大陆后，如果随“桂山号”入伍，可能也就此牺牲了（整理者注：“桂山号”回大陆后，被重新改装为军舰，并作为解放军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主力战舰之一，参与了1950年解放万山群岛战役。由于缺乏海战经验，该舰被击沉）。尽管历次运动给归国华侨带来了一些冲击，但我在1969年第一批落实了政策，并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了数十年，一直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说我这一辈子还是很幸运的。

李秀英女士

1931年，李秀英在澳门出生、成长。1950年，她在香港和民生公司职员牟炳权结婚生子。那些，是遥远的记忆。如今，她已经在重庆生活了66年。

1951年，民生公司从香港撤离，是新中国航运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民生公司职员家属，李秀英亲历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性时刻，这个澳门姑娘、“香港太太”，一路颠簸到了重庆。

66年过去了，李秀英习惯了重庆的气候、梯坎、滑竿、麻将和梆梆糕，她家楼下就是一个典型的重庆集市，弥漫着火锅和川菜的浓郁气味。唯一的侨居生活痕迹是港澳归侨对鲜花的热爱。除了带着一点粤语口音的重庆话，她已是地道的重庆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