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后，母亲在基督教开办的圣光中学当生活老师，我也进了这所中学。学校里苏北人多，是免费的，没多久就改名叫江淮中学。
我们住在上海杨树浦一带的侨胞招待所。招待所里的侨胞其实不多，多数是抗战胜利后从内地退役回到上海的军人。
应骥在西南服务团的军装照
我后来又在上海工部局（整理者注：旧上海租界行政管理的执行机构，1943年已取消）开办的华童中学上学，之后考上七宝农业职业学校（整理者注：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前身），学习畜牧兽医专业。
我没有想到，七宝农业职业学校当时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也就是横沥康乐会。康乐会的同学都很特别，我自然而然就向他们靠拢了。
1949年上海解放后，西南服务团在《解放日报》上招人。康乐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蔡立（整理者注：蔡立后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牦牛专家）号召我们一起参加，当时报名的有8个人，后来只有6个人前往，我就是其中一人。
应骥在西南服务团行军时的照片
我们先是集中到南京培训，学报告，进行思想改造，队长以上基本都是山东老区的战士。(www.xing528.com)
上海团团长是曹荻秋（整理者注：四川资阳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庆市市长、重庆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等职）。我们在1949年国庆节出发，路过南京中央大学时遇上游行，才第一次看见五星红旗，之前只认识八一军旗。
我们从南京坐火车到徐州转车，都是拉货用的军用列车，到郑州之后往南转到长沙。我们虽然都穿着军装，但都没有武装，当时一路上还不是很安全。有一段路，我们凌晨3点就吃饭，吃完饭就摸黑走，也不敢打手电，为的就是避开国民党的游兵散勇和土匪，还好一路上都没有正面遇到危险。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大队长问我们：“有没有信心消灭蒋介石匪帮？”我们虽然没有武装，但是都大喊：“有！”为这事，大队长还挨了批评，说他不应该鼓动大家硬拼。
从南京出发时，我患上了疟疾，到湖南常德时就走不动了，两条腿都没知觉了。小队长和队副一人一边扶着我走，还有另外一位同志帮我背背包。
于是我就留在了三兵团的医院治疗，后来又转到五兵团医院，直到1950年3月才出院。
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听说重庆解放了，很着急，一出院就坐招商局的轮船到了重庆。
到重庆后，我先到军区后勤部，又转到西南局，后来到了西南粮食局总仓库（整理者注：位于今重庆市渝中区李子坝抗战公园）任押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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