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元祐黨人群體探析

夏麗麗

王水照先生在《北宋的文學結盟與尚“統”的社會思潮》一文中，將北宋三大文人集團“錢幕”“歐門”“蘇門”形容爲“輻射裂變式的扇形相銜的演化”，在文人集團性質遞變的同時，突出其前後相沿的系列性，“前一集團都爲後一集團培養了盟主，後一集團的領袖都是前一集團的骨幹成員”①。

按照這樣的思路，筆者很容易接下去推想：後“蘇門”時代的文壇形態是怎樣的？是否存在一位文壇領袖式的人物，如百川歸海、群星拱之般引人注目？但這種假設馬上被否定了。因爲北宋三大文人集團的强大凝聚力無疑有與之匹配的政治權力基礎，無論是錢惟演、歐陽修還是蘇軾，都可看做學而優則仕的廟堂士大夫，這樣的身份是其成爲盟主的必要條件。但類似情況在北宋末期已不再可能，因爲在新黨當國的徽宗朝，以“蘇門”爲代表的文士們已深陷黨禁之禍，作爲舊黨的一支巨大力量，自然成爲新黨的打壓對象，從“廟堂”淪落“江湖”成爲他們的共同命運。(www.xing528.com)

建中靖國元年，隨着“蘇門”領袖蘇軾的去世，徽宗朝文壇進入名副其實的後“蘇門”時代；而如果説宋代士大夫文人群體具有一定理念上的承續性特徵，“前一集團都爲後一集團培養了盟主，後一集團的領袖都是前一集團的骨幹成員”，那麽我們就很有理由密切關注當年“蘇門”骨幹成員的晚年創作，他們的文學活動在當時就極具代表性。目前的研究將焦點集中在以黄庭堅爲宗主的江西詩派，並因吕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在南宋的流播而逐漸經典化，這一詩人群也成爲南北宋之交的文化傳承者。這個切入點自然没有錯，但“蘇門”的另一位關鍵人物——蘇軾的弟弟蘇轍，也理應納入我們的關注視野。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幾年，蘇轍隱居於潁昌府（即許昌），雖然他個人具備組織文人集團的能力與聲望，但因外在環境的局限及其主觀意願，他主動選擇杜門謝客，以獨立不群的精神氣骨完成了他的生命；另一方面，其晚年隱居地許昌，實乃當時士人麇集之所，隱隱然凝聚了一股舊黨勢力，許、洛兩地也成爲當時士林的精神向心力。也正是蘇轍，在徽宗朝初期組織了“蘇門”成員的最後一次集體唱和，而這次唱和的意義與反響，却遠遠超過了“蘇門”自身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