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保守派防御战略思想及司马光

熙丰变法期间，在宋神宗、王安石积极推行进攻战略的同时，朝野上下一直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我们姑且称之为保守派。保守派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派别，其成员的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致。大体而言，保守派在政治上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在军事上是宋神宗与王安石战略思想的批判者。在宋神宗、王安石积极进攻战略思想的刺激下，他们深入阐发儒家传统的民族观和战争观，主张维持和平，实行防御战略，其军事思想体现出明显的道德主义与和平主义特点。

（一）从“慎战”“义战”到和平主义

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派与保守派战略思想的分歧根源于战争观的不同。与宋神宗、王安石“因时尚力”的战争观不同，保守派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慎战”“义战”思想，并以之为批评变法派进攻战略的思想武器。

神宗即位之初，将薛向主张进攻西夏的奏疏交给枢密使文彦博，请他予以评判。文彦博说：“兵者，大事，不可轻言之。古人论兵，至慎至重。如向云取横山如反掌，捕西贼若设罝掩兔，谋虽可采，言亦似轻，诚愿慎之重之。”^[89]文彦博的观点代表了保守派政治家的基本态度，即对于一切战争行为，都要慎之重之。主张“慎战”固然没有错，但保守派强调“慎战”的理由却与变法派存在严重分歧。

苏轼代张方平作《上神宗谏用兵》，文中说：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90]

苏轼文中讲到了“慎战”的几点理由：一是战争势必造成人员的伤亡，致使死伤愁怨；二是战争耗费巨大，会导致府库空虚，公私困窘；三是战争压力可能激起国内民众起义。其中既有利害的权衡，也有儒家仁政的道德要求。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而又危害巨大，那么，什么样的仗可以打，什么样的不能打呢？保守派主张的是“不得已”的战争，换言之，就是不能主动发起战争。如果敌人来犯，防御性的战争是正当的、合理的。如果敌人没有来犯，主动进攻，就属于“好兵”的范畴。再进一步讲，防御战争的限度是什么呢？如果能够以金钱换和平，通过“赂敌”避免战争，或者战而不胜，失地献金而得的和平是否可取呢？对于这个问题，保守派的答案是肯定的。真宗、仁宗时期与夏、辽的和议，被朝议颂为皇帝“屈己之愧小”“爱民之仁大”^[91]，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保守派主张“慎战”，也与他们的儒家民族观念互为表里。首先，华夏为内，夷狄为外，内是根本，外是枝叶。如果对外用兵严重影响到国内的人民生活和统治秩序，当以安定内部为重，慎于边事。正如哲宗时的殿中侍御史吕陶所说：“臣闻朝廷之安危，不系于疆土之广狭；中国之盛衰，不在于夷狄之违顺。取与守，难易不同其术；内与外，轻重各异其宜。知守之为难，则不敢易于所取；知内之为重，则不忍轻于事外。此得失成败之机。”^[92]保守派对内外关系的这种考虑，强调的是内与外的对立，安内重于攘外，攘外影响安内，呈现出与变法派不同的旨趣。

其次，夷狄强悍，难以战胜。司马光说：“戎狄之俗，自为儿童则习骑射，父子兄弟相与群处，未尝讲仁义礼乐之言也，唯以诈谋攻战相尚而已。故其民习旅用兵，善忍饥渴，能受辛苦，乐斗死而耻病终。此中国之民所不能为也。是以圣王与之校德，则有天地之殊；与之校力，则未能保其必胜也。”他还历数中原王朝历史上与北方民族的战争，来证明“征伐之与怀柔，利害易见矣”。^[93]他主张放弃已经取得的横山诸寨，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担心西夏报复；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并非司马光所独有，而是当时保守派的普遍认识。

再次，征伐四夷有害无利。保守派认为，周边民族政权与中原不同，“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94]。司马光主张放弃横山诸寨的理由就是：“此数寨者，皆孤僻单外，难于应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险要，不足以守御。中国得之，徒分屯兵马，坐费刍粮，有久戍远输之累，无拓土辟境之实。此众人所共知也。”^[95]文彦博更是尖锐地指出，守卫新占领地区是“困竭中国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地”^[96]。

保守派的民族观基于儒家传统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更多地强调对外用兵对内政的危害，将“安内”与“制外”对立起来，主张“和戎”，反对用兵，“慎战”逐渐变为“避战”“反战”。(www.xing528.com)

“义战”思想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师出有名、讲究信义。如上文所述，宋神宗、王安石与保守派就名义问题多次交锋，这是变法派与保守派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分野。保守派认为，“帝王之道，唯信为大”^[97]，“善为国者，贵义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为弃义与信，虽一快于目前，而岁月之后，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98]。保守派的“义战”思想在神宗时是否招纳横山以及哲宗时是否归还所得西夏土地两事上表现得很突出。概括而言，他们所谓“义战”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其一，先开衅端不义。治平四年（1067），时为枢密使的文彦博主张归还绥州，理由是，“谅祚称臣奉贡，今忽袭取其地无名，请归之”^[99]。司马光、郑獬也都持这种观点。^[100]其二，夺人之地不义。如司马光认为：“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101]苏辙甚至奋激地说：“今乃割其土地，作为城池，以自封殖，虽吾中国之人，犹知其为利而不知其为义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见。”^[102]其三，因人之祸不义。宋神宗、王安石主张乘西夏衰弱之机“图大于细，为难于易”^[103]，在保守派看来，这属于不义之举。其四，恪守信义可使夷狄向化。司马光认为，弃地与夏，夏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虽禽兽木石，亦将感动，况其人类，岂得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104]苏辙、文彦博等也持此论。^[105]其五，是非曲直可以决定战争胜负。苏辙是元祐弃地的坚决主张者，他认为，万一西夏得地后继续内犯，“使中国之士知朝廷弃已得之地，含垢为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怀此心，勇气自倍，以攻则取，以守则固，天地且犹顺之，而况于人乎！”^[106]

保守派高举“义战”的旗帜，与宋太宗以来的反战主和论一脉相承，正如司马光所谓“道大体正，万全无失”^[107]。但以这一思想指导现实军事斗争，却不可避免地“失大于得”。因为当保守派以“信义”约束攻势行动时，就将战争的主导权交到了“夷狄”手中。如果“夷狄”不守信义而进犯，防御作战是合理的；一旦“夷狄”停止进攻，主动出击就是“不义”之举。这就使边防战略陷入僵化状态，缺少弹性和主动性，无法抢占先机，造成有利之势。

（二）“来则御战，去则备守”的战略思想

保守派并未提出明确的边防战略，但作为宋神宗、王安石进攻战略的反对者，他们以维护边境和平现状为目标，其战略思想表现出鲜明的防御性。

富弼论及与辽边境争端时说：“彼若万一入寇，事不得已，我持严兵以待之，来则御战，去则备守。此自古中国边防之要也。”^[108]司马光论边防说：“王者之于诸侯，叛则讨之，服则抚之。是以诸侯怀德畏讨，莫不率从。”^[109]这些观点源自儒家经传，也是太宗朝以降保守派政治家一贯秉持的立场，其实质就是防御战略。

苏轼曾经对宋神宗论主客。他说：“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所谓“主”“客”，有行动的先后之别，也有进攻和防御之异，苏轼将二者的优劣上升到规律性的高度，就是为了强调防御的合理性。宋神宗就他这段话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说：“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于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事，不知出此，而圣人为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神宗对王安石的意见颇为赞许，称“卿言如此极精”。^[110]王安石强调“时”与“势”的变化，以及决策者“为之倡发”的进取精神，体现在军事上，就是积极主动的进攻战略。宋神宗、王安石与保守派战略思想的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从根本上说，保守派防御战略与宋神宗、王安石进攻战略的歧异，是宋儒“王霸之辨”在军事战略上的体现。在保守派看来，宋神宗与王安石讲求富国强兵是行霸道，与儒家“仁政”“信义”“柔远怀来”等王道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元祐五年（1090），当苏辙的弃地主张遭遇阻力时，他上书说：“臣闻善为国者，贵义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为弃义与信，虽一快于目前，而岁月之后，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针对主政大臣“背信弃义”的行为，他气愤地指出：“臣切怪大臣皆一时儒者，而皆弃所学，贪求苟得，为国生事，一至于此。”^[111]儒学王道思想的深度渗透，使保守派的边防战略带有浓重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迂远不切实际的特点。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保守派的边防战略虽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也经常作为有力的异见存在，制衡着宋廷的战略决策。例如，当王韶在西北前线的战事遇到困难时，朝廷中出现了弃河湟之议，“论者欲乘此弃河湟，上亦为之旰食，数遣中使戒韶驻熙州，持重勿出。且谕高遵裕，令退保临江”^[112]。熙宁七年（1074），范纯仁赴任庆州，过阙入觐，君臣之间的对话颇可玩味：“上见之甚喜，曰：‘卿父在庆州甚有威名，卿今继之，可谓世职也。’纯仁顿首谢曰：‘臣不肖，何足以继先臣，但以陛下过听，误使承乏耳。’上问曰：‘卿兵法必精？’对曰：‘臣素儒家，未尝学兵法。’又问：‘卿纵不学兵法，卿久随侍在陕西，必亦详熟边事？’对曰：‘臣随侍时年幼，并不复记忆，兼今日事体与昔时不同。’纯仁度必有以开边之说误上者，因进言：‘臣不才，陛下若使修缮城垒，爱养百姓，臣策疲驽不敢有辞。若使臣开拓封疆，侵攘夷狄，非臣所长，愿别择才帅。’”^[113]范纯仁作为范仲淹之子，神宗显然希望他在边事上有所作为，但范纯仁既否认自己知兵法，也否认自己知边事，委婉地表达了对神宗开拓封疆的保留意见。范纯仁的态度代表了保守派对进攻战略的基本立场。

神宗去世后，在司马光、范纯仁、苏辙等的强力推动下，保守派的防御战略得以推行，边防转为防御，防线内缩，之前占据的地区甚至主动退出。但是，弃地求和并未起到他们所预期的怀化作用，彼曲我直也没能收到克敌制胜的效果。相反，西夏求取无厌，不断侵扰宋境。正如曾主张弃地的范纯粹所总结的那样：“元祐以来，朝廷之所以御夏人处边画者，莫非以礼义为本，以恩信为先。虽彼屡肆跳梁，边民被害，而一切容贷，期于息兵。然六七年间，戍边之卒未尝减损，金谷之费未尝省羡，备御之计未尝简弛，彼乃愈益猖狂，边患滋甚。”^[114]

“弃地求和”的失败迫使宋廷不得不调整边防战略。元祐八年（1093）九月，哲宗亲政，重新起用章惇、曾布等变法派，罢黜范纯仁、苏辙等保守派，对夏战略再度由防御转为开拓进取。此后至北宋末年，边防战略屡有变动，宋廷内部也一直存在着进攻与防御的争论，但双方的立论大体不出王安石、司马光等所论范围。

以宋神宗、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文彦博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论争，是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交锋。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这两种战略思想都有机会付诸实践，其利弊得失也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现。这两种战略思想激烈博弈的结果，使北宋的边防战略在不断反复中进退失据，失去了应有的稳定性，北宋的国力军力也在这一过程中损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