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商青铜器与农业生产的发现及其意义

商代前期是自商汤灭夏以后开始的。夏王朝晚期的政治中心在河南的伊、洛流域。《史记·吴起列传》载吴起之言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444]《国语·周语》载西周时“三川震”，伯阳父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是谓伊、洛之于夏，犹西周三川之于周，黄河之于商，是指京都附近的河流对国家盛衰之影响。可见夏桀亡国时之都城确在伊水、洛水之间。商汤灭夏的用兵路线，是自东而西，先伐韦、顾、昆吾，最后才进军至伊、洛攻灭夏桀。

伊、洛一带的田野考古，主要的发现是1959年春以来，在偃师二里头发现的一种早期文化。这一类型的遗址，范围大、堆积厚，文化遗址和文化遗物很丰富，最具代表性，因而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位置，正处在伊、洛流域，同传说中的夏桀所在中心地区，大致相符。从遗址层位的叠压关系上看，这一文化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堆积。其考古编年共分四期，基本上可以分前后两大期；一、二期为前期，三、四期为后期。一期蚌片碳14测定的年代为距今3585±95年（公元前1620±95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080—1690年。三期的绝对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3210±90年（公元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590—1300年。一、二期在夏积年之内，三、四期则应是早商阶段（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从三期开始，政治上便由商汤政权代替了夏桀政权，也就是商文化代替了夏文化。

下面就根据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所反映的早商文化，作一个概括的叙述。

从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所出土的遗物，可以看出这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和交换也有了发展。三期文化层中出土的铜渣、坩埚片和铜镞、铜戈、铜爵、铜凿、铜刀、铜鱼钩、铜铃等（参见图38），最具代表性。这些铜器经过鉴定为青铜器[445]。可知商代早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也是我国中原地区现在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图38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

1、2.镞　3.鱼钩　4.小刀　5.锛　6.凿　7.锥　8.爵　9.铃(www.xing528.com)

所出的这些青铜器，制作都相当精致，特别是曲内铜戈，制作工整。绿松石镶嵌的圆铜器，制作尤为精美。这种工艺不仅需要熟练的铸造技术，而且需要工艺美术上熟练的镶嵌技术与之相结合。铜爵的铸造工艺更为复杂，它是仿自陶爵，采用多合范（从铸痕上看，至少四块范）铸成。圆形铜器及铜泡形铜器[446]不知作什么用途，可能是镶嵌在他物之上的饰物。这些铜器反映出商代早期的青铜铸造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青铜铸造业是商代早期极其重要的生产部门。并且从铜镞，尤其是铜容器的出现，可以看出已不是刚刚产生的初级阶段，更不是萌芽时期，而是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因为合范法铸造需要较高的铸铜技术，没有较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的积累是不可能办到的。但另一方面，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发现的数量并不太多，器小而薄，造型简单，几乎全是模仿骨、蚌、陶等器具铸成的。所以这时的铸铜工艺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原始性，似乎距离开始掌握这种新技术还不太久，其发明很可能是在龙山文化晚期。

二里头三、四期的青铜器的出现，意味着农业和手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工，意味着农业已能够提供较多的食粮，从而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可能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大概已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铲、斧、刀、镰等。以石器为最多，骨、蚌器次之。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的普遍存在，说明农业在当时整个经济中已占主要的地位。出土的陶器中有大量的酒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已经不低，如果没有较多的粮食，大量酿酒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当时的农业也不应过分夸大。因为从文献记载上看，盘庚迁殷以前还是一种粗耕农业，当时商人仍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从《尚书·无逸》可以看出，商代前期即使身为王或天子，也无例外地杂于“小人”行列，共同劳动。他们当时过着游荡的粗耕农业的艰苦生活[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