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时期的倭寇事件与永昌堡的防御功能

“南倭北虏”是明代朝廷的两大心腹之患。所谓“北虏”，即指从北京被赶到漠北的元人。明初以来，明政府对溃败北逃的元人保持高度的警惕，沿边境线修筑长城，长期重兵驻防。而对利税盐赋丰沛的南方地区却相对宽松。明初，朱元璋曾派信国公汤和到东南沿海修筑59座堡所，以防被赶下海为盗的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势力的滋扰，温州府内盘石卫、金乡卫、宁村所、蒲岐所、海安所、沙园所，即为这时期所营建。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汤和离温返回凤阳。此后，海防不但没有加强，因战事日少，反而松弛。到了嘉靖年间，卫所兵员严重缺编，防守能力已大大削弱。因此，为了保家安民，后来才有温州永嘉场民营的抗倭军事要塞永昌堡的兴建。

明嘉靖时期，严重影响东南沿海安全的倭寇事件，是明初以来海禁造成的后果，导火线是宁波的“争贡之役”。从洪武始，明代与日本的官方贸易，以“进贡”形式进行，十年一次，限定人数船数，这种官方贸易远远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因此，不但入贡时间不按明朝规定，而且人数、船数都远远超标。到了嘉靖二年（1523），处于分裂割据时期的日本两派同时来宁波向明廷进贡，彼此攻讦，直至大打出手。其中一派在宁波、绍兴一带沿路烧杀抢掠，杀明军数百人，夺船出海，遂演变成海盗，《明史·日本传》就称其为“倭寇”。

温州受倭寇侵扰贯穿整个明朝，最严重的时间段大致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四十一年（1562）。倭寇遍布温州府各县，甚至深入泰顺县腹地进行大规模的抢掠。但嘉靖时期的倭寇成分与明初时有很大的变化，《明史·日本传》认为当时纯正的日本人不过是十分之三，其余十分之七都是中国人，绝大部分是闽浙走私商人打扮成倭人的样子来冒充。这点与温州当时记载的文献也是相吻合的，比如，来攻打永嘉场时，给倭寇做向导和通风报信的就不乏当地人。当时最有名的“倭寇王”汪直就是徽州商人。当然汪直的队伍中确实雇用了一些日本人，但他们处于从属的地位。(www.xing528.com)

由于倭寇是海上的商人武装走私集团，海禁使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海上贸易，故铤而走险，以抢扰作为敛财的主要手段。温州频频遭劫与当时温州的经济地位有关。自唐宋以来，温州百工发达，盐利丰厚。唐代，永嘉场即被列为全国重要的产盐区，宋时成为温州四大盐场之一。到了明代，永嘉场年产食盐定额近27000石，名列全国前茅。永嘉场盐利让海上武装走私的中外商人集团垂涎三尺。而永嘉场面海临河，无险可倚，极易受到攻击。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叔果回家祭祖，目睹了倭寇的凶残，颇具忧患意识的他果断上疏奏请建堡以自防，获准后，当年开工，仅用11个月，所耗7000余两黄金绝大部分由其弟王叔杲出资。设计、监造都体现了这对兄弟的良苦用心，即此堡要体现小而全的功能，虽以军事要塞为目的，但从一开始就是按一个县城的功能来布局。堡的南北长778米，东西宽447米，城高8米，基阔4米，周长2568米。城外环绕护城河，城内凿二渠，引河水入城，贯穿南北。河渠上架设小石桥五座，两岸分列衙门、宗祠、宅第、花园、私塾，有集市店铺，有田园水井，衣、食、住、行样样具备。一次倭寇从海上偷袭永昌堡，架云梯从高处俯视永昌堡城内，看到往来人群井然有序，多处的田地上还种着绿油油的庄稼，即马上撤退。

王氏兄弟当初就设想，永昌堡最大的功能就是防御。进可攻、退可守，在外无援兵时，只能随时坚守自救。事实上，他们的设想，其正确性在抗倭的岁月里都一一充分体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