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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缩小,数字素养提升

时间:2023-10-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当时,他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信息贫困者与信息富有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并将这种差距称为“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问题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2000年,数字鸿沟问题成为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八国首脑会议、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的主要议题。[3]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年龄之间、性别之间、种族之间,还存在于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

数字鸿沟缩小,数字素养提升

(一)智能化社会中的数字鸿沟

身处智能化社会,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由“数字”支配,“数字”也成为安排我们在世存有的一股新力量。反过来,我们的在世存有和行为方式也越来越表征为“数字”。虽然“数字”并不是智能化社会的发明,但是由“数字”所产生的结构性力量到了智能化社会被无限放大,这为理解人类和人类生活提供了一个新路径。你可能难以想象,站在“数字”的坐标点瞭望,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新型的贫困状况。没错,“数字鸿沟”就是描述智能化社会人类新贫困状况的概念之一。数字鸿沟所描述的“数字差别”正在成为继传统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等三大差别之后的第四 差别。

数字鸿沟的英文名字是Digital Divide或Digital Division,Digital Gap。一般认为,1995年美国人莫里塞特较早使用了这一术语,他将数字鸿沟定义为人们在信息与传播技术享用机会上的差距。当时,他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信息贫困者与信息富有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并将这种差距称为“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问题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2000年,数字鸿沟问题成为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八国首脑会议、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的主要议题。[3]

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年龄之间、性别之间、种族之间,还存在于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区域数字基础设施等是影响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这从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可窥得一二。该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10 —39岁网民群体占网民整体的65.1%,40—49岁网民群体仅占17.3%,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仅占13.6%。就学历结构而言,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分别为38.1%、23.8%;受过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分别为10.5%、9.7%。为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早在2004年,我国便开展了“村村通工程”,由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当时该机构的名称为“信息产业部”)组织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铁通、中国网通、中国卫通等六家国内通信公司在全国农村开展通信普及活动。

2021年2月,由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较2020年3月增长8540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同时,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较2020年3月增长8885万。然而,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仅为3.09亿。由此可以看出,仅从网民规模的角度而言,我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仍然比较明显。数据还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9.81亿,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43亿,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82亿,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4.19亿,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8.54亿,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27亿,网约车用户规模达3.65亿,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3.42亿。

二十一世纪初,联合国人权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像美国、英国等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数量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15%,却占了整个互联网用户的88%,当时整个非洲的互联网用户仅为311万,而同时期的美国却拥有1.48亿用户。[4]

虽然如此,但在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依然存在严重的数字鸿沟。2019年12月初,美国开启了覆盖全美5000多个城镇和近2亿人口的首个全国5G网络,但是美国城乡数字鸿沟依然比较突出,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截至2019年底,美国仍有2200万农村人口没用上宽带网络,甚至60%的农村人口认为网速过慢是当地的主要社会问题[5]

资料链接

互联网在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一部分的同时,带来的负面效果也开始展现,各国之间的数字鸿沟不断扩大。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具有数字素养的50%互联网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获益,但另一半则机会贫乏,这就造成数字鸿沟的扩大。(www.xing528.com)

(来源:王俊.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应加快缩小各国间的数字鸿沟[N].新京报,2019年10月20日)

(二)提升智能化社会中的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概念的提出与数字鸿沟的出现密切相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数字素养蕴含了一部分数字鸿沟的解决和应对之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学者保罗·基尔斯特(Paul Gilster)较早提出了“数字素养”的概念,并于1997年出版了名为《数字素养》的著作,亦是在这本书中,他将数字素养界定为“理解及使用呈现在电脑上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源的能力”。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开始关注、讨论数字素养的问题。在美国新媒体联盟看来,所谓数字素养就是“人类获取和创建数字资源时,所需的解释、了解、理解和利用数字资源的能力”。[6]虽然不同学者的理论体系对数字素养具有不同的界定和阐述,但是,一个共识是,大多数研究者都将数字素养看作一种能力。今天,我们一般认为,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对新型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力,还包括对其进行理性认知和思考的能力。

欧洲委员会认为,数字素养主要包括五个素养领域:信息和数据素养,指浏览、搜索、过滤、评价、管理数据信息和内容;沟通与协作,指通过数据技术互动、分享、参与及其涉及的网络礼仪;创造数字内容,指开发、整合数字内容等;安全,指设备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等;问题解决,指解决技术问题、创造性地使用数字技术、发现数字鸿沟等。[7]在此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形成了一个包含7个素养领域和26个具体素养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主要内容如下表:

表4-1 数字素养全球框架[8]

2015年9月,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一致通过了17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中,首要目标便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而数字贫困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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