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都芳当年能做到“仰观云色，尝与人对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已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前提是北齐宫廷存在每日按时轮奏十二钟的制度，这样信都芳就可以私下提前依钟声对律管作预设。他能不观晷景漏壶做到“观云色”，即称“孟春之气至”，其实是听到了钟声的提示，料定“飞灰”已现。作为北齐（550年—577年）的著名学者，他有悟于“同气相应，同声相和”之道，才能设计出上述的“观云灰飞”之局。信都芳“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并住。与管灰相应，若符契焉”之举，此轮扇的构造很可能类似走马灯中的旋盘，受管尾气的冲击则动，可借扇、管的间距来控制“一扇自动，他扇并住”。我很怀疑开皇九年毛爽、蔡子元、于普明等的“候气”得验，也隐伏有类似的设局。至于后来那些初不验，复得验的事例，还涉及对律管长度的修正。
陈太建钟铸于太建七年（公元575年）
我认为蔡邕所言“候气术”能得验，应是钟声频率与律管空气柱频率发生耦合导致的后果。魏晋时期，梵钟受佛教密宗金刚铃的影响诞生，[15]并取代了十二律景钟的报时任务。随着诱因被釜底抽薪，到明清时期，随西方历学知识的传入，对“候气术”的疑问就达到了高峰。
历史上“候气”得验的几次记录，多发生在东汉至隋代年间，推测这些都与当时宫廷中设十二律景钟按历“候钟律”的制度有关。以下的汉刻图揭示了当时大钟的振幅已具激发耦合体共振的穿透力。
汉钟刻图(www.xing528.com)
《后汉书·礼仪志》披露：“日冬至，夏至，阴阳晷景长短之极，微气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黄钟之律间竽，或撞黄钟之钟”。所鸣应为十二律的景钟（参见下章“景钟考”）。[16]据此，“候气术”至少在东汉的冬至、夏至之日，曾在黄钟律管上得验。因冬至、夏至撞黄钟，恰是安排黄钟律管“候气”的时刻，客观上这已预设了一个声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管律与钟律存在因果[17]，故节气一到，黄钟之钟数鸣，黄钟管的空气柱一旦与钟声耦合则发生共振，就导致“飞灰”。日本学者中村惕斋当年屡屡“候气”不验，恰是缺失“候钟律”鸣钟的这一条件。
东汉末，曹操一度定都于邺，曾把洛阳宫的钟虡迁去，其中应包括定十二律的报时景钟。[18]至三国魏明帝曹睿于青龙三年（235年）在洛阳建太极殿，把西汉故都长安的钟虡迁至洛阳。[19]唐代徐坚《初学记·乐部·钟》卷十六引西晋戴祚《西征记》称：“洛阳宫城外朝太极殿前，有左右各三铜钟相对，大者三十二围，小者二十五围”。[20]可推测当年太极殿前后布置的十二大钟，很可能为合十二音律的景钟。与“晋中朝”，“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的记载相符。
魏晋，邺城与洛阳都曾为北朝都城。此间仍会时断时续地执行着“候钟律”制度。北齐信都芳能设“候气”得验之局，与上述条件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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