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篪考》立论所借助的最有分量的史料是《礼记·月令》中有关“调竽、笙、竾、簧”的记述，即“仲夏之月”，“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竾、簧；饬钟、磬、柷、敔。命有师为民祈祀山川百源”。郑玄注：“竾音池，《（世）本》又作篪，同”。[8]
依据周礼，仲夏时节要修葺乐器，为雩祭（炎帝祭）求雨作预备。《礼·月令》的上述文字，对竽、笙、竾（篪）、簧（口弦）的修缮方式，都以“调”字覆盖。暗示了这是对簧乐器系列进行调音的举措。因边棱构造的气鸣乐器，其吹口以及指孔等一旦校正，基本就尘埃落定，无须再经常性地加以修整。只有类似竽、笙等中国气鸣簧振乐器才有经常性调簧的需要，如马王堆西汉軑侯墓中出土的竽，簧片的舌端就残留有银色的调音点珠。[9]而巴乌之类的簧片因易出故障，需经常留心校调（修刮或压簧根使音低；修或挑动簧尖则使音高），甚至替换新簧。鉴于竽、笙、簧三种都具备演奏音阶的功能，故上述记载中被“调”字覆盖的竾（篪）也不会例外。从乐器体系的轨迹考虑，如果竽、笙的构造都为“比竹”，簧（口弦）的发音为“天然”（耦合泛音），则竾会以“窍竹”，即开指孔来构建音阶。
篪为簧振气鸣乐器，还有以下史料的印证。《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喜好民间音乐设立乐府，以至到汉成帝时（前51—前7年）乐府的舞乐曲目，已吸收了大量的民间音乐，致使当年董仲舒、公孙弘等大儒都力议废郑卫。到太子汉哀帝（前25—前1年）即位，这位有病缠身需要耳根清静的皇帝讨厌音乐，就顺势裁减乐府。当时由宰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方案。将乐府从原编制的八百二十四人中，裁去四百四十一人。[10]当时奏折中强调要保留的，包括了司职音律的乐工，即：“主调篪员二人，听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钟工、磬工、箫工员各一人，仆射二人主领诸乐人，皆不可罢”。[11]此“主调篪员”一句，透露了在西汉初的乐府中，专门设置有调篪的乐工。曾侯乙墓中的那两支管乐器如果为篪，则它们的构造不需这类专职来伺候。据此对篪施“调”的对象，只可能是簧片。这与上述《月令》的“调竽、笙、竾、簧”记载也相符。为方便商榷，谨将上述裁减的名册摘录于下：(www.xing528.com)
《汉书·礼乐志》：“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大乐鼓员六人，嘉至鼓员十人，邯郸鼓员二人，骑吹鼓员三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俞鼓员三十六人，歌鼓员二十四人，楚严鼓员一人，梁皇鼓员四人，临淮鼓员三十五人，兹邡鼓员三人，凡鼓十二，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外郊祭员十三人，诸族乐人兼《云招》给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给事雅乐用四人，夜诵员五人，刚、别柎员二人，给《盛德》（汉宣帝的祭祀乐）主调篪员二人，听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钟工、磬工、箫工员各一人，仆射（主管）二人主领诸乐人，皆不可罢。竽工员三人，一人可罢。琴工员五人，三人可罢。柱工员二人，一人可罢。绳弦工员六人，四人可罢。郑四会员六十二人，一人给事雅乐，六十一人可罢。张瑟员八人，七人可罢。安世乐鼓员二十人，十九人可罢。沛吹鼓员十二人，族歌鼓员二十七人，陈吹鼓员十三人，商乐鼓员十四人，东海鼓员十六人，长乐鼓员十三人，缦乐鼓员十三人，凡鼓八，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不应经法。治竽员五人，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楚四会员十七人，巴四会员十二人，铫四会员十二人，齐四会员十九人，蔡讴员三人，齐讴员六人，竽瑟钟磬员五人，皆郑声，可罢。师学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给大官挏马酒，其七十人可罢。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奏可。”[12]
正因篪具簧振的构造，东汉、魏晋才会留下篪具“翘”[13]（一说类竽笙的吹嘴，一说此指簧），以及声如婴啼[14]等训。“乐失而求诸野”，朱清泉先生在《中国古代笛属乐器的研究》一文中举例五代王建墓浮雕，认为：“吹篪乐伎却用整个嘴唇包住吹孔演奏”，“即篪的吹孔内有一簧片”15的判断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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