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的产业化涉及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也涉及广播产业规制等。胡正荣曾经对广播产业的含义做出过界定，他认为广播产业“是指可以从广播剥离出来的经营性资产”[9]。对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我国媒介产业化来说，广告收入是其“可剥离出来的经营性资产”主体，这主要是受到体制、政策，以及媒介自身发展等因素影响，因此，对广播产业化的研究囿于产业规模较小等方面的现实，难以取得更深入的进展。广播产业化涉及传媒体制的深层次改革，涉及广播产业的重构，面临着“特殊意识形态”、“体制性障碍”、“政策性瓶颈”、“资金、人才等局限性障碍”等问题[10]，使中国广播产业化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和操作上。
广播经营与管理研究则包括广播经营的宏观内容、广播营销、发展策略、广播品牌经营、广播广告经营等内容。
中国广播的改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观念的萌芽始于1983年中央37号文件的提出，在原有的行政和地域限定的广播体系框架内，引入了营利性经营机制。1986年，广东珠江经济台的“珠江模式”将这一改革理念最先付诸实践。在政府减少、取消财政支持的情况下，珠江台用“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模式解决了电台自我生存的资金来源问题。1992年，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成立，创立了24小时直播的“东广模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电台完成专业化改革，再到2003年中央台完成改革，电台改革完成了从出现到生长再到完善的基本周期。(www.xing528.com)
进入21世纪以后，广播研究队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一大批研究广播者将研究的视角投向世界，试图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广播发展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其中，对公共服务广播研究的增多凸显了社会转型走向整合阶段对社会塑成型媒体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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