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框架和公众情绪动员的作用

图1　评论中的公众情绪类型

当前，我们处于后真相时代，事实开始“让位于”情绪，受众对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往往受其主观想象和情绪的影响而非事实本身。也即在新媒体时代，谁抓住了受众的情绪，谁就收割了流量。而在公众情绪的动员过程中，媒体通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在新闻事件的叙述中运用一定的框架和策略，影响受众认知，激发并动员受众情绪。在新闻叙事活动中，叙事框架的设置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初琦和张晓宇在研究中指出，新闻生产者通过选择、强调或重组新闻事件，并运用一定的新闻话语及叙事手法形成新闻叙事的框架，以此赋予新闻文本特定的意义，影响读者对新闻事件的解读与诠释。[2]在新闻叙事活动中，叙事母题与人物原型是构成新闻事件必不可少的元素，叙事情境的建构影响新闻话语的表达，叙事修辞则是重要的叙事手法，它们共同搭建了新闻叙事框架，作用于受众的事件认知和情绪表达。

动员，在语义学中释义为：发动人们参加某项活动。而在新媒体环境中，动员实质上就是网民的意见交流和情感互动的过程。结合前文对情绪的阐释，笔者将“情绪动员”定义为：网民基于叙事主体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的信息而产生的带有情景性、激动性、短暂性的意见交流和情感互动的过程。通过统计澎湃新闻客户端上关于“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的新闻报道，笔者发现，叙事母题、人物原型、叙事情境和叙事修辞作为共性因素存在于不同的新闻文本之中，也即构成了一套通用的新闻叙事框架。这套叙事框架通过新闻文本反映出来，直接作用于公众的情绪动员过程。情况如图2 所示。

图2　新闻叙事框架与公众情绪动员的作用机制

1.情绪触发：叙事母题呈现与事件唤醒

“母题”是民间文学与中世纪文学研究常用的术语。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母题是基本叙述单位，即指日常生活或社会现实领域中的典型事件。[3]新闻叙事往往围绕着一个母题展开叙述，寻宝、灾变、性、死亡、异趣等是当今常用的叙事母题。此外，社会中的某些常见叙事也逐渐变成母题，具体表现为仇富母题、女司机违规驾驶母题等。母题的呈现得益于想象性的归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集体无意识，对受众的认知和情绪产生影响。而人的潜意识对死亡有着本能的恐惧，在面对以死亡为母题展开的新闻叙事时，受众内心的悲伤或恐惧能够被轻易唤起。死亡的特殊性和人数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着受众情绪。在众多情绪中，同情被认为是人类的本能。休谟认为，怜悯是对他人痛苦的一种关切，即使是陌生人，我们也会产生怜悯。[4]新媒体在给受众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塑造了“拟态环境”。在“拟态环境”中，受众之间的关系陌生却熟悉，他们仿佛能够感受到他人的快乐和痛苦，并且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刺激自己，从而采取行动。一般来说，人们在看到或者生动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场景时，同情与悲伤会油然而生。

在新闻1 中，叙事者直接呈现了“死亡母题”。公交车作为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不幸坠江，本就极易引起受众的关注。新闻一出，便立即刺激了大众神经，“公交车”与“死亡”的关键字眼让受众惊觉生命原来如此脆弱、死亡原来如此接近，迅速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与讨论，唤醒了公众内心的悲伤情绪。在网友评论中，悲伤情绪占比达到了81.7%，其中64.3%都是为遇难者祈福。悲伤压抑的气氛笼罩着整个评论区。

此外，新闻1 也间接呈现了“女司机违规驾驶”的母题。近年来，媒体对女司机的报道越来越多，受众对其已经形成了“不守规则”的刻板印象。新闻一出，只要涉及女司机，不论情况是否属实，矛头首先会指向女司机。由于新闻1 是一则动态消息，实时更新着事件发展情况，报道开头部分，媒体给出的信息为：10 月28 日10 时许，重庆万州区22 路公交车行驶至长江二桥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后坠江……坠江事故女司机已被控制。“女司机违规驾驶”的母题便通过公众的想象而被间接呈现出来，评论区里一片骂声。随着事件真相的逐渐清晰，证实为公交车越过中心实线撞上小轿车后坠江，评论区里开始出现为女司机打抱不平的声音。两方“对骂”催生了愤怒情绪，比例为11.2%。

“死亡”母题的呈现引发了受众对死亡的恐惧和对遇难者的同情，悲伤情绪被唤起；“女司机违规驾驶”母题的呈现则引发了受众对女司机的不满，愤怒情绪开始产生。至此，公众情绪在叙事母题的呈现下被触发，完成了情绪动员的第一步。

2.情绪感染：人物原型召唤与身份剥离

对于原型，曾庆香曾指出，原型，作为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象征、人物、母题、思想或叙述模式即情节，其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又是历史文化的。[5]在新闻叙事中，人物是常见的叙述原型。陆学莉认为，依据人物模型规制，新闻人物原型可归结为五种类型，分别为悲情形象、恶俗形象、普通形象、特权形象和英雄形象。[6]除普通形象的情感色彩较淡之外，其余均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新闻叙事通过对人物进行原型召唤，赋予其一定的感情色彩，从而与受众产生共鸣。现在的受众都处于复杂的社会联系中，他们的社会角色往往是交叉的。如果我们把一个洋葱看作一个人，瓣膜看作社会角色，众所周知，瓣膜可以一层一层有序包裹核心形成洋葱，也可以一层一层从洋葱上剥离出来，直至露出洋葱最核心的部分。人物社会身份的结合与剥离便与此类似——可无数头衔加身，也可孑然一身。而为了有效地动员公众情绪，对受众进行身份剥离是十分必要的。“当把个体投入社会，我们往往因为其社会角色的干扰难以见其真实的情感表达，而把个体拈出来，其真实的情感就会比较容易掌握。”[7]受媒体报道中对人物原型召唤的影响，受众在一定程度上会先将自己从现有的社会身份中剥离出来，赋予自己新身份后再接受新闻叙事。例如，笔者先将自己从研究生这一身份中剥离出来，将自己想象成公交车上的乘客后再进入新闻事件。这一过程能够使受众感同身受，合理地想象当事人的心情，从而产生更加强烈的情绪反应。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媒体一共召唤了悲情、恶俗、英雄三种人物形象。我们通常将悲情形象角色定位为弱者、受害者、失败者，恶俗形象角色定位为迫害者、跋扈者、猥琐者，英雄形象角色定位施救者、勇敢者、高尚者。

新闻1 中，媒体召唤了救援人员的英雄形象：潜水前需要根据实际水深配置潜水员呼吸用的氦气和氧气的比例，稍有不慎潜水员将有生命危险……目前该救捞队已调集18 名具备深潜能力的潜水员到达现场。天气寒、江水深、救援难，受众感同身受，很容易认同其英雄形象。因此，4.3%的评论体谅并赞扬救援人员。

新闻2 中，媒体报道了乘客刷卡情况：共有8 名乘客刷卡上车，其中3张卡为老人卡，其余卡为普通卡。仅一句话便将遇难乘客的悲情形象召唤出来，坠江乘客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评论区中对已逝生命惋惜占比14.1%，为遇难者哀悼祈福占比8.9%。(www.xing528.com)

同样在新闻2 中，媒体还召唤了公交车司机的悲情形象：事发时当地是晴天，路面干燥……公交客车司机冉某于1994 年10 月领取驾驶证，至今已有24 年驾龄……已确认冉某随车坠入长江。如此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为何会驾车坠江，引发了受众的质疑求证，50.8%的评论认为司机是由于突发疾病或者其他不可控因素导致公交车坠江，一时之间，对公交车司机的同情开始发酵。

新闻3 中，媒体公布了车内的监控视频，确认事故系司乘互殴导致公交车失控坠江：因一名女性乘客过站未下车与司机发生争执，司机还手回击后右手往左侧急打方向导致车辆失控向左偏离越过中心实线，与对向正常行驶的红色小轿车相撞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女性乘客的不理智行为严重危害了车辆行驶安全，司机的违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交车驾驶人的职业规定。个人行为导致多人丧生，女乘客和司机被赋予了恶俗的人物形象，点燃了公众的愤怒情绪，其中揣测司机“故意为之”的评论占比21.4%，对女乘客和司机的直接谴责分别为16.3%和7.2%。

而视频一经公开，公交车上的其他乘客也从无辜受害者的悲情形象转为了麻木看客的恶俗形象，引发了9.4%的谴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闻叙事框架中，人物原型叙事的力量不可小觑，公众的悲伤、愤怒等情绪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人物原型直接引发的。人物原型一般沉淀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是一种隐蔽的集体无意识，可一旦被召唤、激活，便能立刻引发共情并加速情绪感染，催生大规模的情感共鸣。因此，正如王宇所指出的，人物原型的存在恰好就是情绪动员的内在动力机制。[8]

3.情绪认同：叙事情境建构与场景还原

何纯和张海寅指出，叙事情境是叙事者为了获得某种阅读反应而采取某种讲述故事的方式创造出来的文本语境。[9]叙事情境反映的是一定时空内的境况，在受众方面则表现为一种接受时的感受。而叙事情境的建构又与叙事视角、文本素材、语言风格和节奏紧密相关。叙事视角的选择能够多侧面展示新闻事实，对文本素材的处理使受众从有限的篇幅里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而行文的语言风格和节奏往往能够表达不同的情绪，直接赋予文本不同的叙事情境。欢快的风格和节奏赋予文本轻松愉悦的情境，沉重的风格和节奏赋予文本悲伤压抑的情境。媒体通过视角、素材和语言建构叙事情境，营造叙事氛围，对现实场景进行模拟，正如齐曼丹所指出的，细节描述、旁观者阐述往往能够还原现场触目惊心和让人震撼的情境过程，使受众从事件的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和讨论者，塑造群体集聚式的情感体验。[10]如此，媒体便将受众带入了“新闻现场”，让参与事件讨论的用户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情感诉求的“想象共同体”，并以此促进公众的情绪认同。

在新闻1 中，澎湃新闻客户端整合了“封面新闻”、新华社、央视等多家媒体的消息，按照事件的时间节点对新闻素材进行选择、重组、汇总，建构了叙事情境，将受众带入“事发现场”，直接触发了受众情绪。在这条新闻中，10 月28 日上午10：00 到下午15：00，报道一致为：重庆万州区长江二桥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大巴车与一辆轿车相撞后冲破护栏掉入长江。并配有小轿车在桥面上逆向放置的图片。建构了一个“小轿车逆行与公交相撞导致公交车坠江”的场景，虽然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是网友似乎已经认定事实如此，对小轿车女司机表现出极大的痛恨，并在评论中对其进行攻击。

而在新闻2 中，作者在开头写到“距离重庆公交车坠江，目前已过去了24 小时”，“救援人员表示，落水公交车位置在水面下至少60 米的深度，搜救难度较大”。纯客观的叙事视角、沉重的话语风格、缓慢的叙事节奏，成功地建构起悲伤的叙事情境，只言片语便绘制出“几无生还”的场景，引发了网友的无限悲情。

而当新闻3 中重庆坠江公交车内监控曝光后，视频重现了车内当时的情况，直接还原了“司乘互殴”的现实场景，引发了公众更大程度的悲伤和愤怒。

实际上，叙事情境本质是对社会关系与资源在文本空间中的重组，同时又具有影响社会现实的能力，因此能够作用于读者的主观想象，将受众置于“现场”，强化受众的代入感，从而加深受众已有的某种情感状态，营造一种超越对个体同情或愤怒的共同关注式情感共鸣，使得情绪动员与观点灌输的过程变得更加潜移默化，最终达到情绪认同的效果。

4.情绪内化：叙事修辞运用与话题聚合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叙事有了更强的交互性。这种交互不仅只是传受双方形式上的互动，更体现在受者对传者信息的价值认同上。而要获得受众的认同感，修辞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梵·迪克认为，新闻修辞不仅限于常见的修辞手法，它还包括为增加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合理性、正确性、精确性和可信度而使用的策略性手段。[11]新闻叙事修辞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帮助读者认识事件，还在于通过叙事内容与形式的进一步组织使叙事接受者同意他的看法，在作品的价值观上获得某种共识，从而达到劝服与认同的效果。叙事修辞通常通过“告之以事”“服之以势”“晓之以理”三种手段进行劝服，而受众在此基础上能够进一步加深对新闻事件的理解与接受，并对其进行集中性的话题讨论。至此，公众的基本情感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情绪没有新的引爆点，公众情绪也在理性的氛围中逐渐开始内化。

在新闻4 中，叙事者梳理了近两年的司乘矛盾均为乘客因坐过站而与司机争执要求停车，并通过视频直接再现了事实场景。多起同性质事件的集中呈现直接反映了“司乘矛盾”的严重性，不仅增强了事件本身的冲击力，给受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还充分利用了受众的鉴别能力，激发受众联想来评价新事实，进一步凸显、烘托了“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的恶劣性质，一定程度上促使受众对“个人素质低下、社会公德缺失”等现实问题进行思考。评论中，网民的愤怒情绪占比40.6%，其中对闹事乘客的谴责占23.9%，对重庆公交司机的谴责占16.7%。而悲伤主要是对社会文明的失望，占比25.1%。此外，有8.3%的评论表达了对出手制止闹事乘客行为的赞同并表示自己若遇到此类情况也会加以制止。

由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叙事修辞通过对受众进行劝服，在强化受众情绪认同的基础上加深受众对事件的更深层次的认识与思考。受众注意力不仅集中于新闻事件中的各个人物主体，也集中在社会的本质问题上，并逐渐固化自己的立场，最终完成自身情绪的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