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领导人物中，孙中山的优点是，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是随着历史潮流的变动而变动的。在这一点上，他和康有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康有为说过，他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三十岁以前就完全定了，以后不能改变，也不求改变。所以，他从早年的先进人物变成晚年的顽固派。人们觉得奇怪，康有为为什么变了呢？其实康有为并没有变，而是时代变了。
章炳麟也多少有类似的情况。他早年在日本东京主持《民报》，宣传革命，也是一时的先进人物。晚年退居苏州，传授传统的国学，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学术思想的问题失去了发言权，大概他也不想发言了。人们觉得奇怪，章炳麟怎么变了呢？其实他并没有变，而是时代变了。
孙中山不是这样，他早年是维新派的追随者，其思想是半封建的；中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其思想是全资产阶级；晚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其思想是半无产阶级的。其所以有这些转变，是因为他对于中国的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他解决问题的对策越来越革命化。他的认识是从他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所以他的转变也不是看风使舵、随波逐流。他的政治遗嘱说明了这一点。
《遗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选集》下卷，第921页）(www.xing528.com)
这篇遗嘱，虽只有一百多字，但是一篇大文。它概括了孙中山一生革命斗争的过去，指示了国民党同志们未来斗争的方向。他首先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争取中国的自由平等。怎样争取呢？他从四十年的经验中“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两句话说明他的“深知”是从他四十年的革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只有从实践中得来的知识才是深知。他积累了四十年的经验才得出这个“深知”，这不仅说明他现在有了新的认识，也含蓄地承认了他过去的错误。他过去第一个错误是没有唤起民众，只联合地主阶级不当权派，以推翻满族皇帝的统治。推翻以后，就自以为是革命成功了。等到袁世凯背叛了联盟，恢复帝制，孙中山没有民众的支持就没有办法了。第二个错误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帝国主义抱有幻想，错误地认为它们是支持中国革命的。其实它们就是使中国变为殖民地的殖民主义者，要向它们要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岂不是与虎谋皮，它们就是不“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遗嘱中的这几句话概括说明了国共合作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遗嘱》接着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所举四项文件中，前两项是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以前写的，是全资产阶级思想；后两项是他在国共合作以后写的，是半无产阶级思想。
《遗嘱》最后说：“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当时，北京政府的当权者段祺瑞邀请孙中山来北京共商国是。《遗嘱》中所说的两项主张，是孙中山准备向段祺瑞提出的。可是他一到北京就病了，终于不起。正如大诗人杜甫吊诸葛亮两句诗所说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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