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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空观:三、五庙和七庙的牛牺礼制

时间:2023-11-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五庙和七庙的牛牺牲的礼制问题,原则上不论是中原汉人还是鲜卑人,都把牛牺牲作为重要的祭祀贡品。尤其是北魏初期鲜卑人刚刚入主中原,统治阶级采取胡汉文化相互兼容的政治态度,更容易混淆五庙和七庙使用的牛牺牲的文化属性。综上所述,北魏初期的三庙、五庙和七庙的牺牲礼制,分别表达不同的文化内涵,三庙完全采用汉文化的“太牢”,五庙和七庙采用的马牺牲和牛牺牲同属于鲜卑传统的祭祀礼制。

北魏时空观:三、五庙和七庙的牛牺礼制

关于五庙和七庙的牛牺牲的礼制问题,原则上不论是中原汉人还是鲜卑人,都把牛牺牲作为重要的祭祀贡品。但是如果在一篇史学典籍中,只是简单地记载“牺牲用牛”之类的祭祀词语,就会为区分它的文化礼制属性感到困惑。这是由于倘若在不清楚它的祭祀名称的前提下,便无法客观地判断这个牛牺牲究竟属于汉文化的祭礼还是鲜卑文化的祭礼。尤其是北魏初期鲜卑人刚刚入主中原,统治阶级采取胡汉文化相互兼容的政治态度,更容易混淆五庙和七庙使用的牛牺牲的文化属性。再进而言之,因为牺牲担当子孙与祖先相互交流的空间渠道作用,如果不清楚牛牺牲的礼制属性,便很难深入地把握北魏统治阶级在文化层面的宗教信仰。而且通过判断牺牲礼制的文化属性,可以从更深层面了解鲜卑人吸收汉文化的细节问题。

下面在考察五庙和七庙使用的牛牺牲的文化属性之前,还要先举几个相关事例进行比较分析。《魏书·礼志一》记载:“又立□□神十二,岁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鸡三。”[128]由于这条文献并没有直接记载祭祀名称,所以很难判断其中的牛牺牲究竟属于汉礼还是游牧文化礼制。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祭祀的数量上和时间上分析,就会发现在汉文化的礼制中,没有“□□神十二”的神灵数量,也未见祭祀时间在十一月的相关记录。所以根据上述两个特点可以推论,这次祭祀使用的牛牺牲应该属于鲜卑文化的礼仪制度。再如《魏书·礼志一》记载:“(天兴)二年正月……上帝、神元用犊各一,五方帝共用犊一,日月等共用牛一。”[129]这里祭祀日月采用牛牺牲,然而根据祭祀对象分析,上帝和五方帝都属于汉文化,因此与之相关联的日月也应该属于汉文化。但是,前文《后汉书》的《乌桓鲜卑传》已经清楚地记载,鲜卑乌桓就有使用牛牺牲祭祀日月的传统文化,仅从祭祀对象的角度推导牺牲的文化属性并不客观。那么怎样判断这个牛牺牲的礼制属性呢?如果从祭祀种类和祭祀时间分析,这次祭祀属于汉文化的南郊祭天,日月只是担当配祭角色,所以用牛牺牲当为汉礼无疑。而且《史记·封禅书》记载:“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130]这说明从西汉时期开始就有祭日用牛牺牲的传统。因此通过上面的史料分析,如果在文章中仅仅称呼“牛”,并不能直观地判断出它的文化礼制属性。

实际上如果要区分牺牲礼制的文化属性,还有一个较少被学界关注的方法。很多历史文献在记录北方游牧民族的祭祀用牲时,往往存在直接称呼动物名字的显著特点。比如前文《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的“祠用牛羊”;《隋书·突厥传》记载的“多杀羊马以祭天”;《南齐书·魏虏传》记载的“杀牛马祭祀”等,可以看出上述三个祭祀事例,都能够反映游牧文化的牺牲礼制特点。然而如果是汉文化的祭祀礼制,除了需要关注它们的种类和时间等细节之外,牺牲在一般情况下还有它们的专有名词。比如《魏书·礼志一》记载:“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皆太牢。”[131]这里面出现的“太牢”以及三庙使用的“太牢”,仅从名称上就可以判断它属于汉文化的礼仪制度。北魏初期举行汉文化的祭祀典礼时,往往把牺牲称为“太牢”“少牢”或“牲牢”,这在《魏书》的《礼志一》中能够得到印证。那么北魏五庙和七庙使用牛牺牲究竟是汉礼还是胡礼呢?原则上“宗庙”是汉文化独有的祭祖词汇,那么用牛牺牲就应该是汉文化的礼制了。但是鉴于前面考察过的五庙和七庙的祭祀时间包含胡汉两种礼制,所以如果仅从“宗庙”的祭名上判断牛牺牲的文化属性比较困难。然而不能忽略的问题是,按照前文《礼记》记载,宗庙的牛牺牲往往称为“一元大武”,太武帝派遣李敞到乌洛侯国祭祀祖先时,就使用了这个宗庙牺牲的专用词汇。那么五庙和七庙直接称为“牛”,这说明北魏没有采用汉文化的宗庙牺牲礼制,而是以鲜卑传统文化的牺牲祭祀祖先。从而尽管“牛”与“一元大武”都可以称为牛牺牲,但是它们反映出的文化属性和礼制细节却存在很大差异。此外,《礼记·王制》记载:“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132]这说明宗庙的牛牺牲有严格的尺寸规定,并不是所有“牛”都可以作为祭祀用牲,然而鲜卑文化的牛牺牲应该没有汉文化的“一元大武”之类的礼仪制度。(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北魏初期的三庙、五庙和七庙的牺牲礼制,分别表达不同的文化内涵,三庙完全采用汉文化的“太牢”,五庙和七庙采用的马牺牲和牛牺牲同属于鲜卑传统的祭祀礼制。这说明北魏统治者在对待汉文化的宗庙礼制上,并非是盲从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宗庙所处环境以及祖先生活地域等角度,思考怎样选择取舍鲜卑礼制与汉礼制。而且在部分程度地保留鲜卑民族的传统礼制的同时,使多元文化拥有平等对话的思想基础,期待减少社会矛盾逐步走向多民族融合的道路。如果再引申论之,北魏初期的鲜卑统治者在重视汉文化的宗庙礼制的前提下,并没有忘记通过传统的牺牲礼制向祖先表达思念之情。当然这种情感的空间沟通,随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文化样式,直至其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才促使鲜卑文化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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