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先比较汉晋时期的各个政权的祭天礼制，以及五帝的祭坛地位问题。《史记·封禅书》记载：“二年（前205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79]这说明西汉初年开始祭祀五帝，但是此前就有这方面的礼制传统。依据《周礼·春官·司服》记载：“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80]可以看出先秦以前就已经祭祀五帝。关于东汉的祭天礼制，《续汉书·祭祀志上》记载：“（建武二年）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向），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81]这是共同祭祀天与五帝的文献描述。但是能够看出“天位”放置在内坛，“五帝位”却被放置在外坛，说明东汉初期，已经区分出它们的等级尊卑地位。清代金鹗《求古录礼说·五帝五祀考》认为：“五帝为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亚于昊天。”[82]所以昊天上帝与五帝的尊卑程度并不相同。
魏文帝即位初期祭天礼制沿袭了东汉旧制，《宋书·礼志三》记载：“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83]然而至魏明帝青龙三年，由于凉州刺史献上了灵命瑞图，祭天之礼便开始发生转变。根据《通典·吉礼》“告礼”条载：“魏尚书薛悌奏：‘凉州刺史所上灵命瑞图，当下洛阳留台，使太尉醮告太祖、文昭皇后庙。’博士秦静议曰：‘灵命瑞图可祀天皇大帝五精之帝于洛阳，祀南郊所祭，祭讫，奉诰册文，脯、醢、酒，告太祖庙。藏册于石函。’尚书奏曰：‘秦静议当遣兼太尉告祠，以武皇帝从五精以上六座。余众神皆不设牲用如郊祭。’明帝诏：‘每祀天辄以地配，今不地配耶？’尚书奏：‘孙钦议：周礼祀天南郊，无地配之文，大魏受禅，因汉祀天以地配，此谓正月南郊常祀也。今告灵瑞，不须以地配。’王肃议：‘礼，有事于王父，则以王母配，不降于四时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精之帝，非重于地，今奉嘉瑞以告，而地独阙，于义未通。以地配天，于义正宜。’诏曰：‘祀天以地配，此既正义，今告瑞祭于五精之帝，则地不得阙也。’又诏曰：‘告皇天及五精，今册文中都不见五精之帝，意何以耶？’尚书奏：‘册文，侍中韦诞所作。文中“皇皇后帝”，即五精之帝。昔舜受禅，告天云“皇皇后帝”，亦合五精之帝。于文少，不可分别。可更增五精字。’”[84]所谓“天皇大帝”，即“昊天上帝”，[85]其中围绕配祭和五精帝展开讨论，最终确定五精帝与上帝合为六天，在洛阳的南郊祭祀。降至晋武帝司马炎即位时，按照《晋书·礼志上》记载：“泰始二年正月……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座而已。……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86]可见西晋采用王肃的经学观点，南郊祭天已经除去五精帝的神位，而仅仅祭祀昊天上帝，这与曹魏和东汉的祭天礼制完全不同。但是降至西晋太康十年，祭天礼制又发生新的转变。《晋书·礼志上》记载：“（太康十年十月，又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不正。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所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87]如果南郊以宣帝配天，明堂也以先帝（即司马昭）配天，这就在礼制上出现两代祖先都配天的矛盾，因而太康十年又重新采用“六天说”的祭天礼制。(www.xing528.com)
通过上述史料考察，北魏以前的西汉、东汉、曹魏和西晋在认识“天”的礼制上和数量上，大体有以下四个特点：其一，认为天只有一个，它是宇宙万物的最高神灵，比如西晋政权的祭天礼制。但其后西晋又把独祭昊天上帝改为“六天说”；其二，昊天上帝与五帝（五精帝）的地位大体相同，比如西汉早期的祭天礼制；其三，上帝和五精帝同时祭祀，但五精帝的地位略低于上帝，比如东汉政权的祭天礼制；其四，认为“天”有六个，上帝化育五精帝，它们都在相同的祭坛内，比如曹魏政权的祭天礼制。关于天与五帝之间的关系，清代陈澧《东塾读书记·三国》记载：“郑君以五帝为天帝，乃汉制也。以圜丘与郊为二，则汉初之制也。王肃以圜丘与郊为一，汉成帝时制也。以五帝为五人帝，王莽奏定之制也。又以为天佐，则谬忌之说也。”[88]因此如果仅从“六天”的数量上，以及相关的礼仪制度方面分析，北魏的“六天说”与魏明帝和西晋太康十年变礼以后的信仰基本相同。那么曹魏的“六天说”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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