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汉文化的天子含义具有代天牧民的宗教思想，所以庶民通过孝行能够感动天（子），这也是“孝”的宇宙观的侧面反映。《魏书·孝感传》引用《孝经》曰：“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于神明。”[173]可见孝悌不仅成为统治者评判人的道德标准，甚至其还能够通达神明，这个神明应该包括各种神灵，以及天和代天行使统治权的天子。因此《魏书·孝感传》不仅是记录一些孝子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反映天子对于庶民的政治态度。如果从宇宙观角度继续思考，天—天子—庶民，这三者之间绝非毫无关联，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时间与空间中建立某种内在联系。
《北史·孝行传》记载：“长孙虑，代人也。母因饮酒，其父真呵叱之，误以杖击，便即致死。真为县囚执，处以重坐。虑列辞尚书云：‘父母忿争，本无余恶，直以谬误，一朝横祸。今母丧未殡，父命旦夕，虑兄弟五人并冲幼。虑身居长，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岁。更相鞠养，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坠沟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婴弱众孤，得蒙存立。’尚书奏云：‘虑于父为孝子，于弟为仁兄，寻情究状，特可矜感。’孝文帝诏特恕其父死罪，以从远流。”[174]长孙虑的父母因家庭琐事争吵，其父失手将其母打死。如果按照刑法应该治其父重罪，但长孙虑的弟、妹年纪幼小，如果其父死去，家庭必将遭到灭顶之灾，于是他本人愿意替父顶罪，孝文帝获知他的孝行而没有判处其父死刑。长孙虑的行为体现了封建伦理与法律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一，长孙虑代替父亲向朝廷请罪，这是一个孝子的行为，这样可以避免家庭支离破碎，父亲不用赴死，弟、妹能够继续得到父爱，家庭得以保全。但是古代律法是杀人偿命，其父应该被处以重刑。其二，“孝文帝诏特恕其父死罪”，孝文帝被长孙虑的孝行感动，所以采用流放（远流）的方式，让其家庭依然看到生存希望。虽然这个历史故事是讲长孙虑的孝道行为感动孝文帝，但是孝文帝作为天子代天牧民，感动天子也意味着感动上天。所以天—天子—庶民，在“孝”的伦理观的影响下，构成一种上下相连的宗教思想互动关系，也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统一整体。另一方面，在伦理和法律面前如何裁定，孝文帝选择了伦理观，这说明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孝”，只有在孝德或者孝悌的影响下，整个社会才能走向和谐安定。
《北史·孝行传》记载：“孙益德，乐安人也。其母为人所害。益德童幼，为母复仇，还家哭于殡，以待县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决，又不逃罪，特免之。”[175]孙益德为母报仇体现出他的至孝行为，但是古代社会不允许随便杀人，原则上孙益德将会受到律法制裁，然而孙益德报仇之后没有逃避，等待官府前来捉拿归案。当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听到这件事情以后，有感于他的孝行选择了赦免。这里面同样出现伦理观和法律的矛盾。从罪行上看，孙益德要被处死，但是从孝行情感上统治者给予宽宥。由此可见，这是伦理重于法律的古代案例。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过对待杀害父母仇人的态度。《礼记·檀弓上》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176]所以既然圣人对于杀害父母的仇人都采用特别手段，那么其后在法律的裁定上，便从伦理学的角度宽恕复仇者的罪行。(www.xing528.com)
可以看出上述的孝行事例，都涉及“法律”与“伦理”两个层面的问题。如果仅从法律角度分析，杀人者必将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是鉴于长孙虑和孙益德拥有孝行，统治者从伦理的角度放弃对他们的重罚。这说明在法律与伦理之间，究竟怎样选择取舍要看统治者的政治态度，如果犯案人因为孝行感动天子，统治者甚至可以抛开国家法律，把伦理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从而天（子）与人之间通过孝的纽带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构成汉文化独有的宇宙思维模式。北魏鲜卑统治者能够采用孝行治理国家，也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这方面的伦理观，也极力向人间社会推广孝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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