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武帝建立北魏政权并迁都平城以后，于天兴二年正月首次举行南郊祭天仪式时，就有祖先配天的礼仪制度。《魏书·礼志一》记载：“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为坛通四陛，为壝埓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壝内四帝各于其方，一帝在未。”由于神元帝被看作拓跋部的始祖，这才采用始祖神元帝配天的礼制。但是这里面的“天”与“上帝”等同，因为“帝亲祀上帝于南郊”的“上帝”，与“天位在其上”的“天”，在这里可以称为昊天上帝。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宣读的祭天文中，关于“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上天降命”的“皇天”和“上天”，应该都指“昊天上帝”。《隋书·礼仪志一》记载：“五时迎气，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属，非祭天也。天称皇天，亦称上帝，亦直称帝。五行人帝亦得称上帝，但不得称天。故五时迎气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则王学之所宗也。”[110]这里面的“五行人帝”就是郑玄经学的“五精帝”，但是王肃没有把“五精帝”看作“天”，只是定格为“上帝”等级。当“上帝”指“昊天上帝”时，二者的祭祀等级完全相同。如果“上帝”被看作“五帝”或“五行人帝”或“五精帝”，它们的祭祀等级要低于“天”。《通典·乐七》“郊庙不奏乐庙诸室别舞”条载：“《春秋传》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无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称，故或谓昊天，或谓上帝，或谓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数称，便谓上帝非天。”[111]可以看出，“昊天”与“上帝”合二为一，也就是“昊天上帝”的最尊称谓，也可以称为“昊天”“上帝”或“昊天上帝”。所以《隋书》所指的“皇天”，与《魏书·礼志一》道武帝拓跋珪宣读祭天文的“皇天后土”的“皇天”，都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天”。但是前文已经讨论过，北魏在坛内不仅有昊天上帝之位，还有五精帝之位，因此道武帝天兴二年正月的南郊祭天，依然采用郑玄经学的“六天说”。另一方面，作为配祭的始祖神元帝，为什么他的神位会是“神元面西”呢？这与西郊祭天是否有关系呢？《汉书·郊祀志下》记载：“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在东，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112]可以看出配天的高帝刘邦也是采用西乡（西向），这说明北魏南郊祭天的礼制源自汉文化的配祭制度。尽管鲜卑人信仰的天神在西方，早期的夏四月祭天就有西向设祭的礼仪制度，但是这次南郊祭天的始祖神位设定向西，与鲜卑文化没有直接关系。
关于这段南郊祭天的礼制描述，后代史官却持否定的态度。《隋书·礼仪志五》记载：“后魏天兴初，诏仪曹郎董谧撰朝飨仪，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113]《隋书》指出董谧拟定的礼制内容违反旧章，《魏书》也确实记载了天兴初年拟定礼制的官员名字。《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元年十有一月辛亥……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114]关于董谧“未知古式，多违旧章”的细节问题并不清楚，也没有在《隋书》中直接指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董谧并不精通祭天礼制呢？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魏书·崔玄伯传》记载：“玄伯同郡董谧。谧父京，与同郡崔康时、广阳霍原等，俱以硕学播名辽海。谧好学，传父业。中山平，入朝，拜仪曹郎，撰朝觐、飨宴、郊庙、社稷之仪。”[115]这说明董谧不仅有家学渊源，甚至自身的文化素养也非常深厚。因此他拟定的祭天礼制内容，很可能受到当时的鲜卑统治阶级的政治倾向影响，所以才没有完全按照“古礼”拟定相关的典章制度。(www.xing528.com)
但是，《隋书·礼仪志五》记载，董谧拟定的礼仪制度“多违旧章”，这恐怕也绝非空穴来风，应该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其中没有“明堂”的配祭礼制便是问题之一。所谓“明堂”，桓谭《新论·正经》记载：“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天称明，故命曰明堂。”[116]因此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祭祀天地诸神和祖先的重要场所。但是根据目前所见到的《魏书》中，没有发现道武帝建国初期营造过明堂的文献记录。那么北魏初期为什么已经有“始祖配天”，却没有“宗配上帝于明堂”的礼制呢？这固然不能直观地判定董谧不懂礼制，也不会因为北魏政权初建陷于财政困难而没有营造。如果是道武帝的即位时间过于仓促，其后也有足够时间和条件补造。因此或许其中有更深层的政治问题、历史背景和极为重要的文化因素，这才不得不暂时放弃建造明堂。下面对其中的几点原因试加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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