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空观研究：天女与天德的政治意义

北魏是否拥有“天德”呢？按照《魏书·序纪》记载：“初，圣武帝（诘汾）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欻见辎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也。”^[62]这里出现一个重要信息，即“天女”生拓跋力微的故事，目前学界对此有几种不同观点。

严耀中先生认为“天女生拓跋力微”，是拓跋部的原始信仰中，对于天和自然神的崇拜。^[63]吕思勉先生虽然没有言及“天女”，但不认为历史上存在过圣武帝诘汾，这等于间接地否定了这段爱情故事。^[64]梁满仓先生认为“天女生拓跋力微”是一段神话故事。^[65]陈琳国先生认为“天女生拓跋力微”是异族通婚故事。^[66]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是）感天而生的神话，在中国许多民族追叙先民始祖时，或是帝王降诞附会祥异时，是屡见不鲜的。……天女是不知其所来的虚构的历史角色。力微既有兄弟（匹孤）可考，则其人其事不是神人之间不可得言的问题，出自天女之说只能是后人编造，目的是为了用神秘色彩衬托力微的法统地位，并掩饰尴尬的历史问题。”^[67]杜士铎先生认为如果剔除神话色彩，这个“天女”应该是一位草原姑娘。^[68]刘军先生认为这在无形中为神元帝戴上了神秘主义光环和受命于天的威严。^[69]上述观点分别从七个侧面反映出史学界对于“天女”生始祖拓跋力微的不同认识，毫无疑问，这些学者的先行研究，对于了解拓跋部的民族起源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意义。特别是田余庆先生否定“天女”的神话传说，并指出这是感天而生的神话，尤具重大意义。

在《魏书·序纪》有关“天女”出现的地方，相关内容的记载都非常简略。即使从力微开始，鲜卑拓跋的历史变得越来越清晰，仍然远远不能全面细致地描写出与天女有关的情节。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天女”登场出于某种更深层的政治目的，这是有意设计出来的“爱情故事”。怀疑之处在于：其一，鲜卑人没有文字，生产生活经验完全依赖口耳相传，但是在叙述这段爱情故事时，男女主人公的语言对白紧凑有序、细腻流畅，叙事内容惟妙惟肖，人物性格生动饱满，并且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整个首尾描绘得非常清楚，这不像是祖先传承下来的历史记忆；其二，诘汾与“天女”不期而遇，一次媾合就能生始祖力微，其后“天女”又能如约而至带来所生之子，把纯粹的偶然性变成历史的必然性，表面上好像整个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实际上叙事内容过于牵强，缺乏合理性；其三，如果要追慕祖先的爱情故事，无须与后代子孙兴邦建国连接起来，但是“天女”告诉我们她所生的力微子孙将会成为世代帝王，这种前因后果首尾相顾的叙事方法，重点在于强调初代帝王的出身高贵以及有天神护佑，这样才能使子孙继承皇位；其四，诘汾与“天女”的爱情故事充满着神学目的论，它是为了宣传北魏皇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才出现的故事情节。再进而论之，如果我们回顾简狄吞吃“玄鸟蛋”而生殷商始祖契，以及姜螈踩“巨人迹”而生西周始祖后稷，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拓跋部出现“天女”故事，归根结底是出于宣传自己的祖先也有“天德”的政治目的。实际上针对“天女”生拓跋力微的爱情故事，唐代的史学家已经有深刻认识。《北史·后妃传下》记载：“论曰：男女正位，人伦大纲。三代已还，逮于汉晋，何尝不败于娇诐而兴于圣淑。至如后稷禀灵巨迹，神元生自天女，克昌来叶，异世同符。”^[70]史官把西周的祖先后稷与北魏的祖先神元相提并论，甚至用“异世同符”作出客观结论，足以说明它们具有相同“天德”的共性关系。

史书上记录的很多历史事件，往往是后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追加的内容，或许它们原本有一些零星的片段追忆，但绝不能主观认为那就是历史事实。顾颉刚先生曾经指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71]顾先生的古史观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鲜卑拓跋部的“天女”与圣武帝，很可能就是后代史官借助某个历史传说，出于政治目的加工渲染出来的祖先起源。因此这段“爱情故事”的本身，绝不是要告诉我们鲜卑拓跋部的自然崇拜，更不会为一位普通的草原姑娘撰写历史。反之，《史记》没有记载匈奴祖先与“天女”婚配的历史故事，《晋书》也没有相关记载。只有成汉政权李雄模仿过刘邦母亲被大蛇缠绕而生汉高祖的事例，^[72]成汉政权亦是自称为西汉政权的延续。《元史》记载铁木真的祖先也是感“金色神人”而降生。^[73]如果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注重寻找“天德”和“祖先之德”，这主要是为了宣传皇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中国历史上很多帝王降生时都出现过吉祥征兆，这也是强调他们非同常人并有天神护佑的缘故。(www.xing528.com)

而且在语言文化口耳相传的游牧社会里，部落酋长并非世袭制，而是通过内部选举产生的，只要成为最佳人选能够领导部族就可以担当最高统治者。中原政权的初代帝王重视出身和血统，也需要以“天德”和“祖先之德”的宗教观和宇宙观护佑皇权，使新兴政权增加神秘的宗教色彩。关于“天”与“德”之间的关系，《管子·心术上》记载：“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74]这是对“德”的一种客观解释。《韩非子·解老》亦载“德者道之功”，^[75]一般认为“道”是本体，“德”是功用，如果再引申论之，“道”可以指“天道”或自然之“天”，它是宇宙万物的载体或本体，而“德”便是这个“天”的功用，二者相辅相成才可以称为“天德”。而且“天”与“德”并非孤立静止毫无关联的两个事物，它们在空间中相互沟通彼此影响，从而构成汉文化独有的天道观。当“天德”对于统治阶级建立新兴政权发生积极作用时，寻找连接它的渠道和方法便会在建国前期逐渐凸显出来。北魏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前提下，借助“天女”生拓跋力微的爱情故事，寻找到了本朝的“天德”。所以这就是古代政治哲学的最典型的“目的设定论”，也就是“天女”的历史形象及其相关故事，是道武帝即位前夕有意设计出来的，它是为鲜卑政权寻找“天德”而出现的时代产物。

特别是如前文所论，对于那些觊觎皇权的宵小之徒，“天德”和“祖先之德”更容易成为被利用的理论工具。道武帝建立北魏政权以后，仍然担心有人会利用“天德”和“祖先之德”，所以天兴三年十二月下诏曰：“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颠蹶而不已者，诚惑于逐鹿之说，而迷于天命也。故有踵覆车之轨，蹈衅逆之踪，毒甚者倾州郡，害微者败邑里，至乃身死名颓，殃及九族，从乱随流，死而不悔，岂不痛哉！《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征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邪言，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则几于神智矣。如此，则可以保荣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后世。夫然，故祸悖无缘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来世，勖哉戒之，可不慎欤！”^[76]可见《魏书》记载的这部诏书，与班固的《王命论》具有非常相似的思想特点，可以说表面上是在宣传“天德”和“祖先之德”并非人人都能够获得，但实际上还是规劝那些妄想觊觎政权之人，使其避免遭到无情的杀戮。

在道武帝宣读的祭天文中，强调的“德”是指中原政权都非常重视的“天德”“祖先之德”和“五行之德”，它们是天与人之间可以相互沟通的空间渠道，也是祖先与子孙连接的纽带，更是一个可以左右政权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巨大力量。它们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五行思想和宗教伦理观等，都存在极为错综复杂的关联性，对于宣传王朝的正统性具有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