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琴藝之追求是專職琴人畢生之事業，他們通過鑽研琴藝涵養心性，形成獨立人格，是由“藝”向“道”的昇華。儒者與藝術家不同，他們重的是文武兼備、窮理經世，求的是立德立功立言[87]，他們認爲男子若不與乾坤撐持一番，雖文章做到極處，也沒什麼可自豪的。如，邵雍《文武吟》云：“既爲文士，必有武備。文武之道，皆吾家事。”[88]再如，朱熹視文詞爲“小伎”[89]；清鄭燮視錦繡才子爲廢物[90]。琴藝於儒者之意義，終究超不出“遊藝和情”。黃士達云：
學者先德行以立其基，次文藝以暢其詞，而於迴圈數墨之暇，拂軫轉絃，或以調弄，亦可以發天地之和，得古音之幽雅，自然心暢神怡，天眞隨見，不猶愈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事於博弈之戲者乎？[91]
相較於“理”而言，藝術皆爲“小伎”，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三重前提下，“游於藝”才是最高境界。儒者治經讀史之餘，亦可通過詩文書畫琴瑟尋求萬物之理，但衹能“遊”而不能“留”，蘇軾說“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邵雍《首尾吟》之一，所言便是詩文琴棋與天性義理的關係：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靜時。藥裏君臣慵點對，琴中文武倦更移。鼎間龍虎忘看守，棋上山河廢指揮。亦恐因而害天性，堯夫非是愛吟詩。[92](www.xing528.com)
儒者之“遊藝”以踐行道德和讀書問學爲前提，他們對琴學之貢獻不在譜曲樂論之藝術層面，而在文化層面，他們對琴曲創作、技法改革、琴譜收集、琴藝傳承並無太大熱情，其藝術貢獻也不及專職琴人。儒者辭官後醉心琴學者不少，開館授徒、編訂琴譜，甚至獨創一派成爲琴派宗師者也有，但他們不是專職琴人，且以儒者身份開琴學宗派者畢竟鳳毛麟角。但“遊”的態度並不是儒者對琴藝不重視的表現，對儒者而言，達於“成於樂”之最高境界前，須經“興於詩，立於禮”之修道，“樂”不是藝術境界，而是以“道”主導的人生境界，是“隨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狀態。吟詩作文、琴棋書畫在“道”面前都是“小伎小道”，可由之體“道”，而不可耽溺其中，妨礙對“道”的追求。
宋明儒自是如此，雖然“性即理”和“心即理”的不同主張，導致他們對“藝”與“道”關係之界定差別甚大，但無論是“以琴載道”還是“藝即是道”，其前提都是“遊藝”，而非駐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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