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據雍門周故事，解釋漢魏以來藉音聲抒發悲情的現象，由此亦知漢魏時期，藉音聲抒發悲情甚爲盛行。這必然促進時人的反思。集中於曹魏正始時期，阮籍、夏侯玄、嵇康先後提出不同的音樂學說，對音樂令人悲哀的現象做了深入的思考。甚至可以說，嵇康《聲無哀樂論》就是在雍門周論悲情與音樂關係基礎上的深入辨析。以下圍繞音樂令人悲哀的問題，分析各家觀點及聯繫。
阮籍《樂論》界定樂（謂音樂）是：
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25]
這一界定是明確反對音樂抒發悲情的。阮籍繼承《禮記·樂記》所說“樂（讀如悅）者樂（讀如洛）也”[26]的思想，將音樂和樂感等同起來，以此批評“以悲爲樂（讀如洛）”。《樂論》云：
當夏后之末，輿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梁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諮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莽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歎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之謂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亥耽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乎！君子可不鑒之哉！[27]
阮籍認爲音樂本是使人快樂的，所以反對音樂令人悲哀。他舉夏商之時，亡國之君以悲爲樂，奏樂務使人悲。又提到近世王莽和東漢順帝、桓帝等也是以悲爲樂。他將音樂之樂（音悅）與快樂之樂（音洛）相等同，所以說音樂不應該讓人悲哀，讓人悲哀的就不是音樂。因此季流子鼓琴使人哀傷，自道是爲哀傷，而不是爲快樂。阮籍依儒家天人感應及“聲音之道與政通”的思想，認爲“以悲爲樂”使天下陰陽不調，可以亡國。這一思想是儒家正統的樂論觀念，如漢末儒家荀悅《申鑒·雜言上》也說：“憂者絃歌鼓瑟，非樂也。”[28]
阮籍反對以悲爲樂，主要是看到有音樂使人悲哀，并沒有注意到人心中本來是否蘊有悲哀。如其云：“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意謂人未必有悲憂，聽樂卻傷心流涕。但他反對以悲爲樂，同時也否定了藉音樂抒發悲情。他說：“樂者，使人精神平和”，但凡人聽音而悲，都是以悲爲樂。如他舉漢順帝聞鳥而悲作爲例證，實際本文上文對此已做過考證，漢順帝大概是因爲墓祭父母，有悲哀在心，因此聞鳥而悲，並非心無哀樂而聞鳥下淚。而且，阮籍自己也曾聞鳥鳴而悲，如前舉《詠懷詩》（其九）云：“鳴雁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也有詩寫到奏樂傷心，如其《詠懷詩》（其四十七）：“生命辰安在，憂戚涕沾襟。高鳥翔山岡，燕雀棲下林。青雲蔽前庭，素琴淒我心。崇山有鳴鶴，豈可相追尋？”[29]他因生命無常而發出嗟歎，因而鼓琴傷懷，抒發悲情。如果否定以悲爲樂，則此“素琴淒我心”如何解釋？由此看來，《樂論》對以悲爲樂的批評是有缺陷的，并沒有注意區分悲音感心與悲心感音兩種情況。
所以阮籍《樂論》出來之後，便有夏侯玄作《辨樂論》以難之。《辨樂論》云：
阮生云，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則萬物類。天下無樂，而欲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以難矣。此言律呂音聲，非徒化治人物，可以調和陰陽，蕩除災害也。夫天地定位，剛柔相摩，盈虛有時；堯遭九年之水，憂民阻饑；湯遭七年之旱，欲遷其社；豈律呂不和音聲不通哉？此乃天然之數，非人道所協也。[30]
阮籍《樂論》說：“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辨樂論》質疑說：“堯遭九年之水，憂民阻饑；湯遭七年之旱，欲遷其社；豈律呂不和音聲不通哉？此乃天然之數，非人道所協也。”即以儒家經書所載，反對天人感應學說。夏侯玄質疑阮籍“天下無樂”之說，這是阮籍反對以悲爲樂的重要理由，由此即可進一步證明，令人悲哀的音樂也是音樂。《辨樂論》現僅存此殘篇，但據此可推想夏侯玄應該是認同以悲音爲樂的。
大概在他們討論的基礎上，嵇康提出《聲無哀樂論》。《樂論》認爲“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聲無哀樂論》則認爲聲音是沒有哀樂的，聲音本來就是以平和爲體：
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
又云：
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戚並用，斯非“吹萬不同”邪？夫唯無主於喜怒，亦應無主於哀樂，故歡戚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群理，總發眾情邪？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31]
聲音以平和爲體，就沒有什麼聲音是悲音或樂音，所以宴會上的音樂，有的人聽來歡樂，有的人聽來卻感到悲戚，這取決於一個人心中本來孕有的情感。如哀心遇到平和之聲的激蕩，就表現出悲哀。《聲無哀樂論》進一步說：
夫言哀者，或見機仗而泣，或睹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出淚也。今見機仗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32]
嵇康認爲一個人由於外物所感而悲泣，都是有自身原因的，不是因爲外物的感動才有悲哀。可見嵇康是將哀樂之情的產生完全歸因於人自己。
因爲聲音本身不存在悲音或樂音，所以嵇康也就超越阮籍《樂論》所批評的以悲爲樂，以悲爲樂這一命題無論反對還是贊同，就都沒有意義了。如嵇康《琴賦》說：
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33]
聲音既無哀樂，那麼追求令人悲哀的聲音，就是“未盡其理”。阮籍《樂論》批評以悲音爲樂，嵇康也不認同以悲音爲樂，但嵇康不同於阮籍，他批評的理由與天人感應無關，而是指出聲音本沒有哀樂，何“以悲爲樂”之有？這衹是不盡其理而已。阮籍對於音樂令人悲哀的現象，是集中於音樂進行思考，嵇康則將問題的焦點從音樂轉向了人心。不難看出，這一思想與雍門周故事所闡發的樂理是相同的，都認爲音樂能否令人悲哀，取決於聽者內心是否有悲事悲情。所以可以說，嵇康的《聲無哀樂論》是在雍門周故事基礎上的進一步推演和發展。
從阮籍《樂論》、夏侯玄《辨樂論》到嵇康《聲無哀樂論》，關於音樂令人悲哀的探討，從音樂本身逐漸轉向人心，而《聲無哀樂論》的主旨，即聲無哀樂，心有哀樂的思想，無疑深受雍門周故事的影響。從雍門周故事到《聲無哀樂論》，這一音樂思想的建立，對中國古代文學及音樂藝術的影響非常深遠。如上文指出，漢魏以來的詩歌，十分擅長藉音樂寫人的悲情，而漢魏六朝人也經常藉動物的鳴叫抒發悲情，這在當時文學中多有表現。對於音樂，因爲音樂是否令人悲哀，按雍門周故事及《聲無哀樂論》所論，主要取決於人心中的悲情悲事，那麼照此看來，音樂表現悲哀，就不應該集中於樂曲和演奏技巧，而更應該注重音樂所涉之悲事。[34]
古人既有此種認識，因此不難發現，中國古代音樂，尤其古琴樂，特別注重樂曲背後的“本事”。所謂本事，即對琴曲內容故事的說明。如漢代蔡邕編有《琴操》，專門記載當時各段琴樂的本事，其中有很多悲哀的故事。後之琴曲本事多見載於琴譜的琴曲標題之後，琴家稱爲“曲序”，又稱“解題”。[35]琴曲的本事、解題向來是古琴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民樂器相較，重視解題也是古琴藝術非常突出的特徵，這一特徵自漢代一直延續至今。古琴演奏時，能否令聽琴者根據本事感發志意，可說是演奏成敗的一個關鍵。不明琴曲本事，即使妙解音律，也絕非知音。所以在打譜新曲演奏之前，向聽眾解釋說明琴曲的本事，就是引導感發聽眾，筆者認爲這始終是古琴演奏必要的一環。今人鼓琴，有即興演奏之風，本事、解題自無從談起，此種奏法能否長久，也是值得懷疑的。由此看來，雍門周爲孟嘗君鼓琴，所論雖小，所喻卻多矣。
【注释】
[1]劉文典：《說苑斠補》卷十一，載《劉文典全集》第3冊（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82—184頁。
[2]〔晉〕陳壽撰、〔宋〕裴松之註：《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17頁。
[3]張震澤：《揚雄集校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34頁。原文最早見收於《藝文類聚》卷九十。
[4]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87頁。
[5]〔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卷二九（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第410頁。
[6]《文選》卷二九，第413頁。
[7]《文選》卷二三，第329頁。(www.xing528.com)
[8]黃節：《魏文帝詩註》，載黃節：《曹子建詩註·阮步兵詠懷詩註》（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65頁。
[9]黃節：《曹子建詩註·阮步兵詠懷詩註》（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90頁。
[10]金性堯：《唐詩三百首新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15頁。
[11]《文選》卷四六，第643頁。
[12]陳伯君：《阮籍集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9頁。
[13]陳伯君：《阮籍集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01頁。
[14]〔清〕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九三（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941頁。
[15]〔清〕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卷四（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8頁。
[16]黃節：《魏明帝詩註》，載黃節：《曹子建詩註·阮步兵詠懷詩註》（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98頁。
[17]黃節：《曹子建詩註·阮步兵詠懷詩註》（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28頁。
[18]〔晉〕陳壽撰、〔宋〕裴松之註：《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17頁。
[19]徐震堮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61頁。
[20]陳橋驛註釋：《水經註》卷三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49頁。
[21]〔宋〕范曄撰、〔唐〕李賢等註：《後漢書》卷八三（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773頁。
[22]徐震堮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47—348頁。
[23]徐震堮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48—349頁。
[24]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第23頁。
[25]陳伯君：《阮籍集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9頁。
[26]〔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三十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標點本），第1111頁。
[27]陳伯君：《阮籍集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9—100頁。
[28]〔漢〕荀悦：《申鉴》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28頁。
[29]黃節：《曹子建詩註·阮步兵詠懷詩註》（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86頁。
[30]〔清〕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卷二十一（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209頁。
[31]〔清〕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卷四十九（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515頁。
[32]〔清〕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卷四十九（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515頁。
[33]〔清〕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卷四十七（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93頁。
[34]本文主要論證漢魏六朝時人有藉音樂抒發悲情的自覺認識，但并不認爲好聽悲音皆出於悲哀。錢鍾書：《管錐編》第3冊（北京：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1506頁，“好音以悲哀爲主”條專門探討其時音樂喜好悲音的現象，可參。今人對此也多有討論，茲不贅述。
[35]按査阜西編撰：《存見古琴曲譜輯覽》（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即將歷代琴譜曲序稱爲“解題”，是書內收《存見琴曲解題輯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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