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文化研究的历程与转向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一文对这种转向做出了详细论述。文化主义范式把文化理论化，并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同时反过来也把这些实践理论化，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共同的形式。它强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二者之间不能分离。文化既是产生于不同社会群体与阶级、以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关系为基础的意义与价值，又是活着的传统与实践，通过它们，各种各样的理解才能得以表达，而这些理解也具体地体现在这些传统与实践中。结构主义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意识形态的概念而建立，它与文化主义共同的地方是突破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赋予上层建筑以建构性的力量。在这里，意识形态不是被理论化为观念的内容或表层形式，而是被理论化为条件得以再现与实践的无意识范畴。在文化主义范式中“经验”是基础，是生活的领域，意识与条件在这里会合；而结构主义范式则认为，经验不能是任何东西的基础，“经验”被知觉为一种效果（effect），而不是一种本真化的来源（an authenticating source），不是对于现实的反映而是想象的关系。^[43]

《作为文化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Culture：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凯瑞曾讲述过一段往事，他听说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在20世纪70年代伦敦的一次会议上讲道：“传播学的研究由于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称作有关‘大众传播’的研究而极其糟糕地被肢解了。”所以，当霍尔为研究中心命名时，曾经考虑过包括“传播学”在内的许多称谓，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ulture，CSCC），而不是“传播学”或“大众传播”研究中心^[44]。在霍尔看来，这个选择是一个明智之举。作为文化研究的先锋人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霍尔的研究历程几乎平行于英国文化研究本身的发展轨迹。立足于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所进行的接受分析（reception analysis）是这一阶段出现的又一新名词，这一模式假设受众会根据不同的立场或观点，以“支配的”“协商的”或“对立的”等方式来对信息进行解码。研究者的本意是通过这种研究方式确认有关媒介强大效果的阐述，但却得出了与预期大相径庭的结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协商性”媒介影响力。“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为媒介效果研究带来关于媒介文本（尤其是新闻）、阅听人和媒介组织的新研究取向，可以称之为‘社会建构学派’（social constructivist）。基本上，这牵涉到一种媒介观，认为媒介透过意义的建构而产生最具影响力的效果，接着，这些建构透过系统的方式来提供给阅听人，在这个过程中，意义以某些协商的形式为基础，和个人的意义结构相（或未）结合，而这通常会受到阅听人预存之集体认同的影响。意义（以及因此而来的效果）是由接收者本身来建构的，这种中介的过程通常牵涉到来自接收者直接社会脉络的强大影响。方法学的转变也显示此一阶段和‘万能媒介’（all-powerfulmedia）的差异，尤其它已经远离了量化的调查方法。一位早期效果研究的执行者也提出‘行为主义的崩溃’（bankruptcy of behaviorism），以作为媒介效果的解释。”^[45]

在霍尔的带领下，CSCC在文化研究统辖下的传播研究和来自美国的社会科学实证传统分道扬镳。媒体被定义为“主要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力量”，“媒体盘踞某个主导性位置，定义社会关系与政治问题，并且指出受众流行意识形态的生产与转化”。文化研究弱化媒体的行为主义“效果”，突出强调媒介效果的意识形态批判。文化研究关注媒体与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再现”与“接合”，以及在这种媒体“政治”下受众的主体性问题。例如，对于电视媒体来说，霍尔并不认为“高层艺术”是促进电视达到“更佳”效果的主要标准，恰恰相反，他主张在“日常生活”的叙事脉络中对接收主体进行意义考察，由此形成的电视效果研究更具有说服力。媒介效果研究由于长期被“实证主义”所主导，缺乏新鲜活力，而霍尔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立足“文化研究”视角所提出的一些新思路，对媒介效果研究乃至传播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也吸聚了约翰·菲斯克等一大批学术“拥趸”迈向“文化研究”的道路，并日渐发展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批判型”研究队伍。可以说，霍尔对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考察、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论化以及对这些文化/政治效果的理解，深刻刺激日后文化研究的整体发展^[46]，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或批判视角。(www.xing528.com)

总体而言，批判学派的媒介效果研究始终弥漫着较强的悲观主义色彩。渗透着意识形态话语意义的“权力操控”是其关注的焦点所在。或从制度和阶层的观点审视权力的分配，或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媒介对意义的建构，抑或从政治经济的视角来探讨媒介的霸权。此种研究取向使两种范式之争回到了起点，即如何定义“效果”。经验学派习惯于使用“effect”，多探讨“短期的、可观察的、量化的‘效果’，但忽略了长期的、非量化的以及结构性的传播‘力量’（power）”。而批判学派则多用“influence”，“其主要特征则是权力的运作”^[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