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热点及年度高频词变化分析

本书的热点分析指标是“共词词频”。词频是指所分析文档中词语出现的次数。词频分析是在文献信息中提取能够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依其高低分布来研究该领域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的方法。在词频的基础上，基于词的共现模式研究即共词分析。其基本原理是对一组词两两统计它们在同一篇文献中所出现的次数，通过这种共现次数来测度他们之间的亲疏关系。简言之，使用共词方法能够分析学科的热点内容、主题分布以及学科结构等问题。^[5]

把经过筛选后的效果研究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以“Keyword”为节点类型，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即未经聚类算法形成的共词图谱（见图7-3）。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年轮的厚度代表频数，不同颜色分区的年轮代表不同时间，由内至外代表着时间由远至近，节点之间连线的距离代表它们之间的亲疏关系。一般而言，新兴研究领域的图谱是较为分散的，传统的研究议题图谱则较为集中。从图7-3来看，其结构节点分布有疏有密，表明效果研究已经形成固有范式和研究议题，同时也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图7-3中呈现了两大自然聚类：右上角形成的聚类Ⅰ，包含高频关键词传播（communication）、媒介（media）、社交媒体（socialmedia）、互联网（internet）、在线（online）、影响（impact）等；左下角形成的聚类Ⅱ，包括高频关键词信息（information）、行为（behavior）、感知（perception）、态度（attitude）、接触（exposure）、情感（emotion）、电视（television）、新闻（news）、大众媒介（massmedia）等。聚类Ⅰ主要从新媒介层面研究媒介效果，而聚类Ⅱ则从心理学路径入手聚焦传统媒体产生的效果。由此可见，近十年的媒介效果研究基于媒介形态差异出现了明显分野。具体而言，基于新媒介的效果研究集中于身份认同、性别研究和网络新闻，而基于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效果研究则侧重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两者交集于舆论和民主政治研究上。

图7-3　媒介效果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7-3中的具有高度中心性的枢纽节点（Hub node，即被标以深色外圈的词）表明了整个研究领域中不同主题但共同关注的问题。如影响（impact）、劝服（persuasion）、态度（attitude）、行为（behavior）、接触（exposure）等都共同指向了媒介效果，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样本筛选的信度。

表7-2列出了词频超过20的高频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同时也在图7-3中得以印证。研究发现高频关键词主要分为四类：媒介形态、媒介内容、媒介使用和效果类型。其中，媒介形态包含“媒介”（98）、“互联网”（64）、“电视”（62）、“在线”（33）、“大众媒介”（30）和“社交媒体”（30）；媒介内容的关键词有“信息”（69）、“新闻”（53）和“讯息”（24）；媒介使用包含“接触”（28）和“参与”（28）；效果类型则包括“行为”（65）、“感知”（50）、“劝服”（42）、“态度”（32）、“知识”（25）、“记忆”（25）和情感（25）。

表7-2　媒介效果研究重要关键词（词频＞20）

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CiteSpace提供的一个衡量节点在网络结构中重要性的指标，通常高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0.1）的节点是连接两个领域的关键枢纽。表7-2中情感、态度、影响具有较大中介中心性，是重要的连接关键词。Sigma值是结合节点在网络结构中的重要性（中介中心性）和时间上重要性（突发性）两个指标共同测度节点重要性的指标。表中“大众媒介”的Sigma值高达3.52，这表明“大众媒介”是连接本研究中多种媒介形态的关键节点，也是自2007年以来研究中占主导的媒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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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媒介效果研究关键词网络的聚类

图7-4是根据共词分析得出的聚类分析图谱。由聚类所生成的是一组数据对象的集合，同组中的对象彼此相似，而与其他组中的对象相异。换言之，在图中同一框线内的节点可以被视为是同一类。本次聚类计算Modularity模块化指标Q＝0.884，Q值越大网络聚类越好，一般Q＞0.3即意味着结构是显著的。同质性指标Silhouette的值在0.5以上为合理的，本次聚类分类同质指标Silhouette＝0.472。考虑到本次筛选文献数量少、阈值选取较高、聚类内部节点较少，0.472也在可接受范围内。以网络媒体研究为例，由互联网（internet）、在线（online）、知识（knowledge）、技术（technology）、计算机中介传播（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脸书（Facebook）和认同（identity）等关键词聚类而成，这与自然聚类观察的领域基本一致。

从聚类图可以看出，过去十年，媒介效果研究分散而多样，不同研究领域彼此交叠。结合关键词和聚类图来看，媒介效果研究主要聚焦于“效果如何产生”，惯常考察的路径有：媒介形态→媒介效果，媒介内容→媒介效果，媒介使用→媒介效果，或三者相互交叉。

突发性检测（burst detection）是针对新兴议题进行的检测。在基于“keyword”进行突发性检测以捕捉新涌现的研究议题时，发现15个检测结果中混入了大量非突发性的传统议题。为了确保研究信度，再以“Term”为节点类型进行分析^[6]，得出研究领域中的突发性议题仅有一个为Social media，其强度为9.23（通常情况下数值为5即为高强度），起始年份为2014年，终止年份为2017年。这意味着在2014年针对社交媒体的效果研究呈现出突发性态势并延续至今。

年度高频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热点的变化（见表7-3）。

2007年互联网（internet）出现的频次高于电视（television），意味着新媒介研究吸引了更多关注。2008年位列前三的关键词是新闻（news）、讯息（message）和新闻学（journalism），表明内容研究成为该年度的焦点。2009年在线（online）高居榜首，意味着在线传播成为热点，网络社群、在线交往等现象成为学者研究的兴趣点。2010年健康传播、政治传播引人注目，涉及的关键词有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民主（democracy）、认同（identification）和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媒介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健康传播讨论的核心。2011年政治传播热度不减，媒介的娱乐教育功能受到关注。传统媒介、互联网与年轻人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2012年脸书（Facebook）成为年度热词，但意见（opinion）、审议（deliberation）、契约（engagement）和权力（power）等词依旧与政治传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13年居于前两位的热词指向了媒介效果的研究方法：叙事（narrative）和元分析（meta-analysis）。2014、2015年的热点均为社交媒介。2016年媒介化（mediatization）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媒介化产生的影响和引发的问题是主要研究内容。

总体而言，过去十年媒介效果研究热点的主要变化体现在媒介形式的变化上。从互联网到在线媒介，再到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新兴媒介形态为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在媒介效果研究中依旧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