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框架理论吸引了众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与之相关的研究多不胜数，但是该理论也面临着诸多批评。有学者发现框架研究越发集中在讯息设计（message design）和特殊框架上，关于框架生产和混合框架的研究则数量有限。还有学者严厉批评大部分研究者对框架（frame）和架构（framing）不加区分，导致了概念上的困惑和含糊。另外，由于现有研究偏好心理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忽视了关于新闻生产和新闻受众的社会学研究，丢失了权力（power）这一重要概念。[27]波利米塔·博拉（Porismita Borah）提供的研究数据就佐证框架理论研究日趋窄化的趋势。通过对1997年至2007年93家期刊的379篇框架研究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博拉勾勒了框架研究的基本情况：在研究方法上，61.5%的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法，实验法紧随其后占19.8%，纯理论阐述的文献占7.4%；在框架类型上，49.1%的论文采用了独一无二的框架（unique frames），32.9%的论文采用了持续不变的框架（consistent frames），两者都采用了的占6.4%，还有11.6%的论文采用了“架构包”（framing packages）；2.3%的框架论文研究了框架的生产过程；3.7%的论文认为框架理论和第二层议程设置可以互相替换；3.2%的论文检测了混合框架（mixed frames）；23.8%的论文研究了框架效果的调节变量（moderators）、8.8%的论文研究了中介变量（mediators）、2.2%的论文对两者都进行了检测，65.5%的实验和调查研究并未分析任何调节或中介变量来检测框架效果。针对框架理论的现状，学者们在表达审慎的担忧之余，呼吁并主张未来应该从更广的视角理解架构（framing），以推进理论的发展，并且允许多种定义和方法论得以成长。[28](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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