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的建构在维护权力的合法性与统治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塑造社会认同的重要力量，也是代际传承的重要中介。在当代社会，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中居于中心地位。特别是电影和电视占主导地位的电子媒体所扮演的角色，被视为这个时代伟大的“历史教育工作者”和在文化中传递历史信息的主要载体。[33]
电视的历史是由多种现代化的景象所塑造的[34]，它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电视内容和使用模式。有学者通过对南斯拉夫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电视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电视文化是当今现代电视时代的另一样貌。电视即时性的特质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模糊的影响，一方面允许社会主义国家的市民能够短暂脱离共产主义理想，与此同时也将他们的每日生活与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联系在了一起”[35]。还有学者关注到在全球化商品化的趋势下，电视纪录片如何建构国家集体记忆。有学者通过分析一部由三个国家的电视制作机构合拍而成的纪录片《50年战争：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制作过程，发现“在阿以战争中制作的三个版本的电视纪录片也是一种国家记忆之争，阐释的权力之争。”[36]
新闻被指出不仅仅是报道新的事物，同时也会将旧事物重新和现实相连，成为创造集体记忆的“场所”。报道的不仅仅是“现在”“这里”，同样也是“过去”“那里”。[37]有学者通过对十年间“台湾9·21大地震”的新闻报道进行叙事分析，将其分为两个时间段。在第一阶段，“记者把地震作为恶棍，以道德寓言故事的角度来解释当前的灾难”；在第二阶段，“记者在9·21地震中使用常规的纪念性特征来描述这个事件，并根据幸存者的证词和目前的纪念事件来进行描述”。这一研究展示了新闻媒介如何选择性地利用过去，以及对过去事件的集体记忆造成影响。[38](www.xing528.com)
早先研究已经指出，社交媒体是一种制造集体意义的手段[39]，而这一作用可能会在集体创伤后显示的更为突出。有研究分析了在重大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于Twitter上的话语流变。通过对挪威恐怖袭击后Twitter上的主题讨论进行话语分析发现，Twitter上讨论的话题在事件发生的6天内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挪威袭击事件本身的讨论迅速减少，而对其背后的政治信息和背景解释的讨论数量显著增多。文章认为Twitter在大众媒介话语讨论的背后提供了一个与大众媒介不同的让受众进行协商讨论的渠道。还有学者关注到“阿拉伯之春”中民族主义殉道者叙事在Twitter中制造“意义共享”中的作用。社交媒体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纽带，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而是个人和运动，一个人，一个想法，一个个人和一个意识形态之间的纽带。而叙事是社会联系[40]和身份认同[41]的中心方法。在这场社会变革中起到维系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作用的是“叙事”作者认为“殉道者叙事从传统的宗教语境转向新媒体话语，这种新媒体政治叙事对政治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抗议者和不满的公民将转换成革命者”[42]。
媒介效果视阈下的政治传播研究形成了两种特征鲜明的路径：通过访谈和调查研究受访者的政治参与行为；通过框架分析、内容分析或者话语分析，研究媒介中的传播内容。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确改变了公民获得政治信息、进行政治讨论和政治参与的方式。遗憾的是，新媒介为政治传播增添了新议题，但囿于已有研究范式，并无多少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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