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早期报人“建言通达”的报刊主张相比，维新派报人对报刊的认识更趋功利，对兴办政论报刊的心情更加急切，实际上加强了报刊的政治化功能。
首先，在组织机构上，维新派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稳定的政论学会领导机构。不同于早期报人松散的状况，维新派报人在大量兴办报刊之前就已经发展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对谋求政治变革有着强烈的诉求。维新派人士通过建学会、开学堂、办报馆等方式，编辑出版一些类机关报性质的报刊，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北京，康有为领导成立了强学会，募集资金，出版《万国公报》。在上海，维新人士组织成立上海强学会，在张之洞的直接支持下，出版《时务报》。在天津、长沙、广州、澳门等地也都有维新学会的身影，根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统计，不下40家，“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19]这些学会、学堂大多领导出版了维新政论报刊。戊戌政变后，康有为还在海外组织成立保皇会，募集资金创办海外维新报刊，领导海外维新人士的保皇宣传活动，是这一运动方式的延续呈现。
其次，在人员构成上，维新派影响和聚集了一批有维新变法思想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维新政论报刊的历史活动证明，报刊的舆论引导功能，对政治变革的推动是积极有益的，不仅引发了维新的舆论氛围，而且影响了社会中上层人群。在维新舆论中，刑部侍郎李端棻向朝廷呈送了《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提出“广立报馆”的建议，认为“在上者能措办庶务而无壅蔽，在下者能通达政体以待上之用”[20]。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属吏推广《时务报》，批示称，“本部堂批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21]。另，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辟专章，论述“阅报”之利：“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籥之瞽论。”[22]在维新报刊大举兴办之前，这些主张是不敢想象的。
鉴于政论报刊具有“耳目喉舌”功能，可以“议国家之得失”，开民智，育新民，制造维新变法的舆论氛围，维新派人士大量兴办了上百家政论报刊，有力地冲击了朝廷保守势力，形成了“第一次自办报刊的高潮”，对政治上的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一些朝廷开明大臣受此影响，认为“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同民情，必应亟为倡办”[23]，“欲博古者，莫若读书；欲通今者，莫若阅报”[24]，对“新闻纸许百姓议国政及官吏得失”[25]的主张也不再视为洪水猛兽。(www.xing528.com)
在维新派的维新变法运动中，报刊显而易见地展现了对政治活动的重要影响，制造了维新变法的舆论，推动了变法改良运动的展开。维新派报刊的政治功能性更加突出和明显，“是同维新派的社会政治目标相联系的重要环节”[26]，是政治家办报的先河。
然而，维新派报刊并未持续性地维护变法自强的舆论氛围。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维新派领导成员纷纷接受顶戴花翎，执行朝廷变法任务了，维新报刊沦为弃具。戊戌政变后，变法自强的舆论氛围也大不如前，维新派报刊在国内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复之前之影响。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曾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海外政论报刊，继续为保皇派势力摇旗呐喊，但影响日趋衰微。
总之，维新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对朝廷上层产生了深刻影响，清朝最后几年的预备立宪甚至可以作为维新思想的延续。但是，此时的革命派报刊则以排山倒海之势，更加汹涌地冲击着清廷，势如摧枯拉朽，已经侈给清贵族一个自我革新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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