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人对报刊的政治化改造，由建言和引导舆论到国家的政治总动员，报刊媒体已经成为中国走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给曾经僵化、封闭、落后的中国带来巨大冲击，加速了社会变革。
（一）晚清报刊在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事业中功不可没。晚清报刊逐步活跃并走进政治革新的中心舞台，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公共舆论空间，庶民的言论权利和言论自由得以融入到政治核心舞台，通达“庙堂之高”，给封闭落后、短视自大的满清朝廷以迎头痛击。1912年10月，梁启超在北京各界的欢迎会上发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认为国内革命取得如此成功，“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61]同月，孙中山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上说：“革命成功，全仗报界鼓吹之力。”[62]梁氏和孙氏所言似有过誉之嫌，但亦从侧面验证了晚清报刊在推翻清贵族统治中的巨大作用。戈公振先生就认为：“武昌举义，全国景从，报纸鼓吹之功，不可没也。”[63]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润泽教授就指出：“宣传、鼓动和介入政治生活，是早期报人们对报刊功能的集体习得和选择。”[64]晚清报刊是晚清报人在媒介上的代言，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在推翻清贵族统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晚清报刊的政治功能左右和支配了报刊媒介的其他功能。在西方传媒经典理论中，信息传播功能、舆论引导功能、娱乐功能等，都是媒介的基本功能。但是，国人学习外人办报的最初动机却是建言功能、通达功能、“耳目喉舌”功能等，围绕着政治需要的出发点从事报刊活动。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人围绕报刊的政治功能掀起了“第一次办报高潮”和“第二次办报高潮”。有研究者就指出，“清末民初，由于中国一连串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失败，逼迫中国知识分子利用媒介或者作为政论工具，或作为启蒙工具，促使正在生成新型知识权力以撼动原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因此，媒介更多地发挥的是其政治教化的功能。”[65]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里，晚清报人在兴办报刊方面，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报刊发展的路径。在中国特有的政治话语为中心语境下，报刊的政治功能被过度放大，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报刊媒介的其他功能。(www.xing528.com)
（三）晚清报刊将自己紧紧与国家命运绑在一起，参与缔造了现代化的中国。晚清报刊具有一种超乎想象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政治诉求明显不同于西方报刊。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王韬在选编《弢园文录外编》时，共编辑12卷186篇文章，仅有《论日报渐行与中土》1篇涉及新闻传播业，其余则主要以政论为主。由此可见，当时报人对于新闻业本体的兴趣不大，但对媒体承载的社会责任过分看重。晚清报人利用了报刊的传播信息功能，行使的是或建言献策、或变革自强、或推翻清朝的政治功能。在长期的政治建言和国外经验的介绍中，晚清社会逐渐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国人的视野进一步拓宽，“中华民族”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和传播，民族国家意识越来越强烈。产生于国家和民族面临瓜分的时代背景下，晚清报刊受制于历史使命和国家命运安排，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和地域特征，与政治活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晚清报刊通过报刊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逐渐将松散的国民个体凝结在一起，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社会运动，参与缔造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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